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论文9篇
农村振兴战略是***同志在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论文的文章9篇 ,欢迎品鉴！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逐渐从静止的状态向开放流动转变，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才扎根于城市，乡村空心化的趋势愈发严重。逐渐空心化的乡村，振兴无从谈起，人才的流失和紧缺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难题。***总书记2018年6月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山东省作为教育大省和人才大省，人才流失成为阻碍山东全面发展的绊脚石，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各地市纷纷出台各种吸引人才回流的措施。山东省J市2018起开始实施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广泛吸纳本土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本文将以乡村振兴助理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乡村振兴中遇到的困境。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才振兴;乡贤文化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04.035
1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性和理论依据
1.1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性
乡村在我国社会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的过程中，任务最繁重的环节在农村”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乡村的人才振兴。乡村的人才振兴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人才作为乡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振兴来说意义重大。乡村的产业发展靠人才，乡村的文明建设靠人才，大到国家的繁荣发展，小到乡村全面振兴无不需要人才的引进。当前，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农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具有生机与活力，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体作用的青壮年流向城市。各地为了将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到实处，纷纷出台各种引进人才的政策措施，实现人才的外引与内造相结合，为乡村产业的振兴、文化的振兴、生态的振兴和组织的振兴积聚力量。
1.2乡贤理论
“乡贤”一词最初是指乡村社会中有作为的官员，或者具有一定影响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获得的荣誉称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乡贤文化的内涵不断向外延伸。如今人们将具备德行、才华和愿意为故乡及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称之为“新乡贤”。乡贤曾在基层治理中发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县级以下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以乡贤为代表的地方精英进行管理。黄宗智将这种治理方法概括为“简约治理”，这种结合了村庄社区和地方精英的治理模式不仅没有破坏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反而对乡村的治理秩序起到了正向的作用。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沉的大背景下，由于国家对村级治理的要求提高，村干部失去了乡村治理的主动性，进而出现了治理内卷化的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乡村秩序的动力来源是生活在乡村中的本土人才。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嵌入型人才”虽然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如若只是不断的吸纳外来人才，忽视对本土人才或新乡贤的培养和发掘，就会陷入人才流失的窘境。
2本土乡贤：乡村振兴助理员
2.1乡村振兴助理员机制的内涵和优势
为补齐乡村振兴人才缺乏的短板，进一步选优配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积极引导广大青年人才投身于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中，不断夯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山东省J市探索打通本土青年人才回引的新渠道。自2018年起，J市充分发挥山东作为一个教育大省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面向社会广纳具有乡土情怀，热爱乡村工作的社会人才，实施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乡村振兴助力员简单来说就是基层培养的一批有胆识能干事的“储备村官”。J市各区县招聘乡村振兴助理的政策文件尤其突出本土属性，选聘条件的“硬杠杠”是“具有与报考岗位一致的乡镇户籍”，旨在将发掘“本土型人才”与引进“嵌入型人才”融会贯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由一个天然的“信任”网络编织而成，在这样一个“知根知底”的环境中，陌生人是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成员之间的信任，以大学生村官和驻村书记为代表的“嵌入型人才”由于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且因为自身的关系网络和语言等问题很难融入其中。陈毅在上海金山区关于大学生村官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发现，“有近两成的大学生村官在入职后短期内无法实现与村民的正常交流”。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因其方言的种类繁杂，导致大学生村官在开展工作的第一个环节便遭遇了挫折。而乡村振兴助力员凭借着“熟人”的身份，用最短的时间和适应期开展工作。J市L区对乡村振兴助理员的考核也表明“拥有本镇/村户籍的人对村情民情了解得更多、更深入、乡土情结也更浓厚。实践表明，选聘出来的本村户籍人员有着更强的责任感与归属感，融入村级工作的状态更加高效良好。”
2.2乡村振兴助理员的人才“引用留”机制
乡村振兴必须要突破人才短缺的制约瓶颈，中国的人才群体非常庞大，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将人才从城市吸引至农村，农村的人才振兴关键是要“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让人才在乡村有事可干、有情可托、有利可得，J市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创新人才的管理方式，为更好的留住人才打下基础。
2.2.1引才：突出“本土”屬性
J市各县区在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情况的基础上，设置符合本地的选聘条件，旨在选聘一批高素质人才。在各县区选聘条件上的共性便是突出本土优势，吸纳户籍在本地的优秀人才，这是J市实行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最大的亮点和独特之处。与此同时，也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村“两委”干部参加选聘，进而实现内外人才的衔接。
2.2.2用才：镇（街）干部储备人才
乡村振兴助理员通常情况下会被纳入镇（街道）村干部的储备人才库，进行重点培养。正式党员一般任工作所在村的党组织书记助理，非正式党员任工作所在村的村委会助理，也可根据所在村的实际情况兼任村“两委”的其他职务。协助做好本村基层党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基层治理等工作。 2.2.3留才：构建良性育才机制
镇（街道）对乡村振兴助理员进行定期考核，构建良性的育才机制。鼓励助理员进“两委”，并对助理员参与学历进修和公务员招考不设关卡，助理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区委（县委）固定出部分事业单位名额用于招录服务期满且表现优秀的助理员，旨在打通助理员个人成长的渠道，解决因缺乏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助理员将自己视为乡村的“过客”导致服务乡村的热情不高的后患之忧。对表现不合格的助理员，选聘单位可与助理员解除劳动合同。
3助理员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3.1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不断延伸，国家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乡村振兴，做好农村工作，必须要充分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而广大农村党支部面临着党员结构老龄化严重和组织缺乏活力的问题。乡村振兴助理员担任服务村级党组织的书记助理，助理员的到来给基层党组织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协助村级党组织书记规范党建工作，定期开展三会一课等党员活动，配合各镇（街）开展软弱涣散党组织的整顿工作，让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疫情防控期间，助理员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J市新引进的许多助理员还未到上岗时间，便积极投身于基层疫情防控的工作中，自费印制宣传单及横幅，日夜坚守在村口，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3.2推动惠农政策落地开花
乡村振兴助理员的工作场所是在乡村，助理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即是镇（街）政府选拔的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之一，同时又是任职乡村的服务者和管理者，承担着沟通政府部门与村民的桥梁作用。他们定期前往镇街政府学习最近的惠农政策，并协助乡镇政府实施政策。例如，为了建设美丽新农村，国家在农村开展“改厕工程”，改厕的出发点和目的非常明确，但由于村民已经习惯使用旱厕，所以在政策实施的初期阻力很大，助理员利用自己的“熟人”身份，到对改厕反应比较强烈的村民家中，做沟通工作，助理员利用乡村天然的“信任网络”使得农村改厕率达到了90%以上。
3.3带领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战之年。乡村振兴助理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积聚的能力为家乡的脱贫致富贡献力量。J市L区的一名助理员，曾在大城市做销售工作，受父母的影响放弃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自己所在的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助理员，充分发挥自己的所长帮助村民打通销售弥胡桃和红枣的销路，让村民不再有后顾之忧。像这样的助理员在J市不在少数，又如S镇一直有种植金银花的传统，为了更好的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助理员主动提出建议，帮助村民拍摄金银花采摘节的宣传片，也有热爱观看短视频直播的助理员自己做起网络直播，帮助村民销售金银花。除此之外，在乡村振兴助理员的带领下，村民更愿意配合扶贫小组的工作，早日实现脱真贫、真脱贫，打通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3.4加强乡村文明建设
***总书记指出“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源泉活水，乡村振兴若没有文化作支撑，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规划整齐，毫无生气的躯壳。原有的乡土文化需要有人去复兴，更需要有人去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J市L区的乡村振兴助理员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秉持着“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的原则，打造“五点半课堂”，为更多的儿童打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复兴农村教育，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除此之外，诸多乡镇为增进邻里感情，举办“广场舞原创大赛”，评选文明家庭与文明个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弘扬文明新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乡村振兴助理员面临的困境及不足
4.1人才截留问题
“权小责大，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责任重于泰山，权力轻于鸿毛”是基层干部工作的真实写照。国家制定的“三农”惠农政策都需要借助镇（街）政府来实施，但是由于镇政府的编制是有限的，开展工作经常会出现人手不足的尴尬情况。肖唐镖指出“表面上看起来乡镇人满为患，但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中心工作一波接一波，自上而下有很多的检查评比需要考核，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部分县区出现将本应驻村的乡村振兴助理员截留在镇政府。他们通常会被分配到党政办，抑或者组宣办这些比较繁忙的部分，整日与文字材料打交道，失去了接触村民的机會，以至于当助理员临时下村开展工作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缺少了深入了解群众，大展身手的平台，那么助理员也就失去了其设置的合理性。
4.2自治与他治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村民通过村民大会定期选举出有影响力值得群众信任的，作为本村的领军人物。乡村振兴助理员作为镇（街）政府派出的协助村“两委”进行乡村振兴建设的主力军，但是进驻村庄的助理员没有实权，因而与村两委成员关于如何治理乡村的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时，只能等两委成员发生思想转变时再实施。抑或者村干部认为年轻人想法多，富有朝气，便完全撒手让助理员来管理村庄。在治理村庄，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上，村两委成员与助理员的作用同样重要。村两委成员因为长期生活在群众之间，对村情村况非常熟悉，应该充分发挥其在这方面的作用。年轻的助理员在外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视野开阔，但是其对“三农”问题和村庄的实际情况仍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和经验，因而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要处理好村委会成员与助理员的关系。
5结束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金钥匙。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突破口，更为重要的是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回流。山东省J市实施的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尤其强调人才的本土属性，源于本土人才出生于乡村，有着更加浓厚的乡土情结，对乡村振兴，复兴家乡的愿望更加强烈，同时对脚下土地更为熟悉，与群众的感情更为深厚，这一优势可以避免助理员沦为乡村的“过客”，增强了其服务家乡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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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我们勾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并专门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的8项重点工作之一。2018年1月30日，***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在此背景下，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对于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多为解读性或表态性文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相关文章的研究性色彩迅速增加，如韩俊（2018）、张晓山（2018）、叶兴庆（2018）、张天佐（2018）、姜长云（2018）等。有些文章开始关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如张合成（2017）。但就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亟待加强。本文认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一、坚持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项主要任务之一，尽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范围实际上超出经济工作，但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和重大导向之一。仔细研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内容，不难发现这实际上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质量如何，首先要看其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有多大实质性的贡献，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有多大实际作用。比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加快升级，呈现个性化、多样化、优质化、绿色化迅速推进的趋势。这要求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顺应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增强供给适应需求甚至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的能力。与此同时，对农村产业发展在继续重视“生产功能”的同时，要求更加重视其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将重视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影响，同激发其科教、文化、休闲娱乐、环境景观甚至体验功能结合起来。尤其是随着“90后”、“00后”、甚至“10后”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群体，产业发展的生活、生态功能更加需要引起重视。以农业为例，要求农业在“卖产品”的同时，更加重视“卖风景”、“卖温情”、“卖文化”、“卖体验”，增加对人才、人口的吸引力。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日益引起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很好的链接和匹配功能，能够改善居民的消费体验、增进消费的便捷性和供求之间的互联性，而体验、便利、互联正在成为实现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消费扩张的重要动力，尤其为边角化、长尾性、小众化市场增进供求衔接和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新的路径。
第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即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体系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动态适应和反应能力。当然，这里的有效供给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里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和竞争力，首先表现为提升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除此之外，还表现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体现这些方面的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解决好“三农”问题之所以要被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竞争弱势特征的复合概念，需要基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矫正市场失灵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解决好“三农”问题，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要科学区分“三农”问题形成演变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借此，将支持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有效激发工商资本、科技人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完善农村发展要素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的升级机制，更好地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第三，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协调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在十九大报告和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被列入，但新型城镇化战略未被列入要坚定实施的7大战略，这并不等于说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之所以这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也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也需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城镇化更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而实施上述7大战略则与此有明显不同，更需要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甚至优先位置，更需要大力支持。否则，更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甚至走向其反面。（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但到2030~2035年前后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后，中国城镇化将逐步进入饱和阶段，届时城镇化率提高的步伐将明显放缓，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将由乡—城单向流动为主转为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并存，甚至城—乡流动的人口规模也会明显增大。届时，城镇化的战略和政策将会面临重大阶段性转型，甚至逆城镇化趋势也将会明显增强（张天佐，2018；王利伟，2017）。至于怎样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一问题将留待后文专门分析。
第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农业农村政策转型的关系，做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文章。关于这个问题，后文也将专门分析。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为统筹推进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如果做到这一点，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最容易成为增进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薄弱环节。注意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价值所在。当然也要看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往往面临观念、能力和社会资本等局限。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社会力量和工商资本带动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增强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对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至关重要。
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有许多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如在美国、欧盟和日、韩等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很多措施支持农民培训、优化农业农村经营环境，并有利于增加农村就业创业机会。2014年美国《新农业法案》将支持中小规模农户和新农户发展作为重要方向，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一些政策专门支持初始农牧场主创业，为其提供直接贷款、贷款担保和保险优惠，借此培育新生代职业农民。该法案增加农产品市场开发补助金，明确优先支持经验丰富的农牧场主，优先支持最能为某些经营者或农牧场主创造市场机会的项目；
鼓励优化农村经济环境，在农村地区提高经商创业效率、创造就业机会并推进创新发展。2000年以来，欧盟的农村发展政策将培养青年农民、加强职业培训、推动老年农民提前退休、强化农场服务支持等作为重要措施。为解决农村人口外迁特别是青年劳动力外流问题，欧盟注意改善农民获得服务和发展机会的渠道，培育农村企业家，以确保农村区域和社区对居民生活、就业有吸引力。2014年欧盟农业政策改革通过新的直接支付框架挂钩支持青年农民和小农户；
采取重组和更新农场等措施，为青年农民提供创业援助，建立农场咨询服务系统和培训、创新项目等。后文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为此必须把推进农民优先提升技能作为战略支撑，借此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合格市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合适的劳动力和农村居民。
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从根本上是因为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此外，还是因为“三农”发展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调节收入分配、优化城乡关系、增强经济社会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及抗风险能力等，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
加之，如前所述，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农”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竞争弱势特征，容易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此，需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先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鉴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按照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和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学习***总书记关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形势，“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杨洁篪，2017）。相对于全球，国内发展、城乡之间更是命运共同体，更需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面对国内工农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的状况，用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三农”工作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更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借此有效防范因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差距过大导致社会断裂，增进社会稳定和谐。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要求“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做到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该文件在第12部分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为此提出了6方面的具体部署。***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并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这为我们提供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路线图和“定盘星”。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本文认为，可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的思路，同等优先地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具体地说，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优先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提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要“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此，要通过强化公平竞争的理念和社会氛围，以及切实有效的反垄断措施，完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转；
也要注意科学处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积极促进产业政策由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并将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框定在市场失灵领域（王一鸣，2018）。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也应注意这一点。
为此，要通过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积极营造有利于“三农”发展，并提升其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成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乡村振兴参与者，甚至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结合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根本改变农业农村发展中部分领域改革严重滞后于需求，或改革自身亟待转型升级的问题。如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如何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目前，这方面的改革亟待提速。目前对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重视不够，加大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困难和风险，也影响了其对乡村振兴带动能力的提升。近年来，部分地区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创新，初步取得了积极效果。但随着“三变”改革的推进，如何加强相关产权和要素流转平台建设，完善其运行机制，促进其转型升级，亟待后续改革加力跟进。
（二）加快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制，优先支持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清除不适应形势变化、影响乡村振兴的制度和环境障碍，可以降低“三农”发展的成本和风险，也有利于促进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如近年来虽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积极推进，但实际惠及面仍然有限，严重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大量宅基地闲置浪费，也加大了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困难，制约农民增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为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开了题”，明确“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应该说，这方面的政策创新较之前前进了一大步。但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导致宅基地流转限制过多、宅基地财产价值难以显性化、农民房屋财产权难以有效保障、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等问题日趋凸显，也加大了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用地困难（刘守英，2018）。类似改革仍待进一步扩围提速或延伸推进。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并要求“研究制定鼓励城市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2018年3月7日在“两会”期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强调“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进”。但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农房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不仅仅是给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了困难，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城市人口、人才“下乡”甚至农村人才“跨社区”居住特别是定居的困难，不利于缓解乡村振兴的“人才缺口”，也不利于农业农村产业更好地对接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需求扩张。在部分城郊地区或发达的农村地区，甚至山清水秀、交通便捷、文化旅游资源丰厚的普通乡村地区，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鼓励试点地区加快探索和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办法，尤其是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农房使用权流转范围，有条件地进一步向热心参与乡村振兴的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开放农村宅基地或农房流转、租赁市场。这对于吸引城市或异地人才、带动城市或异地资源/要素参与乡村振兴，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意义远远超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问题，并且已经不是“看清看不清”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是应该积极稳健地“鼓励大胆探索”的事情。建议允许这些地区在保护农民基本居住权和“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等方式，引导农民有偿转让富余的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允许城乡居民包括“下乡”居住或参与乡村振兴的城市居民有偿获得农民转让的富余或闲置宅基地。在此方面，法国的经验值得参考，详见案例1。
案例1：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乡村多元产业的发展和乡村多元价值的拓升，包括年青人在内的部分人口回乡就业创业，一些追求乡村生活的城市人开始在乡村地区定居，促进了乡村活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法国注重通过政策、法律和规划手段，促进土地整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支持乡村旧有住宅改造和新住宅建设等，满足都市区居民到乡村休憩甚至定居对“二套房”的需求。这些“二套房”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山区等文化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及临近大都市的乡村地区。1990年，在法国乡村地区的居民结构中，农民、自由职业者和企业主、中高层管理人员、雇员和个人、退休农民、非农民退休人员分别占9.9%、6.9%和14.9%、27.6%、11.1%、29.6%，占比分别较1962年下降23.9个、1.9个和增加11.0个、2.6个、4.0个、8.2个百分点。在去法国乡村地区休憩的居住方式中，自有二套房的比重，1984年已达23.1%，较1961年提高14.2个百分点（汤爽爽、冯建喜，2017）。
近年来，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对于加快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迅速凸显。但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创新不足，成为妨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部分地区对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力度过大、过猛，也给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带来新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外，部分新兴产业“先下手为强”、“赢者通吃”带来的新垄断问题，加剧了收入分配和发展机会的不均衡。要注意引导完善这些新兴产业的监管规则，创新和优化对新经济垄断现象的治理方式，防止农民在参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分享利益的边缘人，分担成本、风险的核心层”。
此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以支持融资、培训、营销平台和技术、信息服务等环境建设，鼓励包容发展、创新能力成长和组织结构优化等为重点，将优化“三农”发展的公共服务和政策环境放在突出地位。相对而言，由于乡村人口和经济密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多数农村企业整合资源、集成要素和垄断市场的能力弱，面向“三农”发展的服务体系建设往往难以绕开交易成本高的困扰。因此，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应把加强和优化面向“三农”的服务体系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包括优化提升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对市场化或非营利性服务组织的支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对“三农”发展的“兜底”作用，并将其作为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推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等，都有这方面的作用。二是瞄准推进农业农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引导支持力度。如积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等农业农村发展的载体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从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再到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种重大政策导向的演变反映了我们党对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也顺应了新时代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这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也是一脉相承、互补共促的。十九大报告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置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之前。这说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样，也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工农、城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断增强，城乡之间的人口、资源和要素流动日趋频繁，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资源、要素、产权之间的交叉重组关系日益显著，城乡之间日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问题，表现在“三农”，根子在城市（或市民、工业和服务业，下同）；
或者表现在城市，根子在“三农”。这些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越来越难以解决，越来越需要创新路径，通过“头痛医脚”的办法寻求治本之道。因此，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越来越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务之急和战略需要。借此，按照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共荣、分工协作、融合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那么，如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呢？
（一）注意同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衔接起来
在当前的发展格局下，尽管中国在政策上仍然鼓励“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增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但农民工进城仍以流向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流向县城和小城镇的极其有限。这说明，当前，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具有较强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且其就业、增收和其他发展机会更为密集；
至于小城镇，就总体而言，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顺应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优质资源、优质要素和发展机会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仍是难以根本扭转的趋势。但是，也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形成，加剧了区域、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给培育城市群功能、优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关系，以及加强跨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增加了障碍，不利于疏通城市人才、资本和要素下乡的渠道，不利于发挥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
上述现象的形成，同当前的政府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过度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倾斜也有很大关系，由此带动全国城镇体系结构重心上移。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重大产业项目、信息化和交通路网等重大基础设施、产权和要素交易市场等重大平台的布局，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资分配、获取承办重大会展和体育赛事等机会分配方面，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具有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二是许多省区强调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不够是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致力于打造省会城市经济圈，努力通过政策和财政金融等资源配置的倾斜，提高省会城市的经济首位度。这容易强化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弱化其扩散效应，影响其对“三农”发展辐射带动能力的提升，制约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推进。加之，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片面追求“摊大饼式扩张”，制约其实现集约型、紧凑式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范恒山，2017），容易“稀释”其对周边地区和“三农”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甚至会挤压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空间，制约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对“三农”发展辐射带动能力的成长。
今后，随着农村人口转移进城规模的扩大，乡—城之间通过劳动力就业流动，带动人口流动和家庭迁移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在此背景下，过度强调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重点吸引农村人口转移，也会因大城市、特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加剧进城农民工或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困难，容易增加进城后尚待市民化人口与原有市民的矛盾，影响城市甚至城乡社会的稳定和谐。
因此，应按照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力度，深化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在引导大城市、特大城市加快集约型、紧凑式发展步伐，并提升城市品质和创新能力的同时，引导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要结合引导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疏解部分非核心、非必要功能，引导周边卫星城或其他中小城市、小城镇增强功能特色，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新格局，借此培育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融合协调、共生共荣的城市群。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提升城市群系统功能和网络效应；
还有利于推进跨区域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王利伟，2017），为城市人才、资本、组织和资源等要素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便利，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互补，增强城市化、城市群对城乡、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功能，帮助农民增加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的机会，提高农村共享发展水平。实际上，随着高铁网、航空网和信息网建设的迅速推进，网络经济的去中心化、去层级化特征，也会推动城市空间格局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和网络化演进，凸显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更好地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力，要通过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倾斜引导，加强链接周边的城际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和关键结点、连接线建设，引导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完善竞争合作和协同发展机制，强化分工协作、增强发展特色、加大生态共治，并协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为目标导向，推进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体系创新，着力提升城市和城市群开放发展、包容发展水平和辐射带动能力。要加大公共资源分配向农业农村的倾斜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与此同时，通过深化制度创新，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向农村延伸，加强以中心镇、中心村为结点，城乡衔接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网络建设。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以及推进“三农”发展的政策转型，鼓励城市企业或涉农龙头企业同农户、农民建立覆盖全程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二）积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对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作用
十九大报告要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编制过程中，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要结合规划编制和执行，加强对各级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通过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支持，鼓励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编制和实施乡村振兴规划的过程中，要结合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贯彻中央关于“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的决策部署，促进城乡国土空间开发的统筹，注意发挥规划对统筹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引领作用，引导乡村振兴优化空间布局，统筹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今后大量游离于城市群之外的小城市、小城镇很可能趋于萎缩，其发展机会很可能迅速减少。优化乡村振兴的空间布局应该注意这一点。
要注意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在引导农村人口和产业布局适度集中的同时，将中心村、中心镇、小城镇和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等，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结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中央政府对乡村地区的关注逐步实现了由乡村全域向发展缓慢地区的转变，通过“乡村行动区”和“乡村更新区”等规划手段干预乡村地区发展；
同时逐步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乡村市镇合力推动乡村地区发展的局面。乡村市镇主要通过乡村整治规划和土地占用规划等手段，推动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整治规划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代表、专家和居民可共同参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乡、所有村都要实现振兴。从法国的经验可见，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找准重点、瞄准薄弱环节和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建设城乡统一的产权市场、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平台，也应在规则统一、环境公平的前提下，借鉴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思路，通过创新“同等优先”机制，加强对人才和优质资源向农村流动的制度化倾斜支持，缓解市场力量对农村人才和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
（三）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发展、培训提能机制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一方面，帮助农村转移人口降低市民化的成本和门槛，让农民获得更多且更加公平、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
另一方面，增强农民参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能力，促进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或乡村发展。要以增强农民参与发展能力为导向，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培训提能支撑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和高素质人口，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更多的新型市民和新型产业工人。要结合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注意发挥新型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带动普通农户更好地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要按照需求导向、产业引领、能力本位、实用为重的方向，加强统筹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通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式，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市民培训能力建设的支持。要创新政府支持方式，支持政府主导的普惠式培训与市场主导的特惠式培训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鼓励平台型企业和市场化培训机构在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市民培训中发挥中坚作用。要结合支持创新创业，加强人才实训基地建设，健全以城带乡的农村人力资源保障体系。
（四）加强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把培育城乡有机结合、融合互动的产业体系放在突出地位。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发挥城市企业、城市产业对农村企业、农村产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要结合加强城市群发展规划，创新财税、金融、产业、区域等支持政策，引导农村产业融合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发挥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引领带动作用。要创新农村产业融合支持政策，引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统筹处理服务市民与富裕农民、服务城市与繁荣农村、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关系。鼓励科技人员向科技经纪人和富有创新能力的农村产业融合企业家转型。注意培育企业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中的骨干作用，努力营造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鼓励商会、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在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中增强引领带动能力。
摘要：“互联网+”是当今社会最热的议题之一，所谓“互联网+”就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以提升生产力、优化生产要素、提高传统产业科技含量等途径来实现经济转型和升级，最后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根据中國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1]。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正在给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习惯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在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乡村振兴；提升
DOI：10.16640/j.cnki.37-1222/t.2019.07.214
1“互联网+教育”的本质和内涵
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在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首次提出“互联网+”理念。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将“互联网+”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互联网+教育”就是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与教育相结合，优化和集成教育资源，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应用于教育的各环节之中；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灵活、个性化教育的新型服务模式，以满足互联网时代人才需求，实现教育转型。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创新素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党建思政和现代教育治理五个方面的“互联网+教育”模式。“互联网+教育”就是智慧教育，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影响，增强学习者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和交流的能力，教育他们逐步掌握从网络获取、传递、加工和处理各种有益信息的能力，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互相交流学习和方法，提高学习质量和效果，以达到学习和教育的目的。将“互联网+”的本质精神融入到教育领域，形成互联网时代新型教育形态[2]。
2“互联网+教育”的优势
“互联网+”对传统行业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不断促使其换代升级。当“互联网+”遇到教育的时候，尤其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新兴教学模式的出现，已充分说明了“互联网+”对教育优势作用，互联网和教育的已高度融合[3]。
第一，“互联网+教育”有利于优化教学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借助互联网技术，结合院校优秀教育资源，将院校最优秀的教师、最好的教学成果传播到四面八方，学生无论是在近处还是远方只要拥有网络及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均可学习知识。从而实现课程资源共享、网络资源共享、教学中难点问题解答的共享。
第二，“互联网+教育”适应学习者的要求。在传统教育中会出现老师和学生缺乏沟通和交流，学生经常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不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互联网+”时代，学生是教育的“用户”，“以用户为中心”的思维贯穿于教学实施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可根据学生个人学习情况、学习能力，开展针对不一样学员的个性化学习建议、指导教学和指导方案等。用户学习方式高度个性化，为个人兴趣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获取知识的途径多样化，“互联网+教育”使得学生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进行学习。教与学的多元化，教学资源和教学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和交流，多元化的教育产品可以满足了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第三，“互联网+”有利于教育的平等和自由学习。学校不再是学习者学习的唯一场所，学校的开放将是大势所趋，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不再是封闭的；教师的教学资源是共享的，学习者的学习思维是发散的。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学习者，学习不受年龄的限制，任何有学习需求的人都可以在互联网技术支撑的环境下进行自由、开放、平等的学习，并且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或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等[4]。
3“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乡村振兴的思考
***总书记多次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明确思路，扎实推进。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牢牢抓住“人”这个关键，尤其是贫困地区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乡贤返乡，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激励各类人才在广阔农村大地上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建设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其中，培养本土人才是重中之重，因为他们“懂农业、爱农村”，只有提高农民自身的知识水平、技术技能，才能更高效的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通过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平台优势：（1）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技术骨干实现科学化规模化种植和专业化生产、培养一批优秀的的农业经营管理者、农业职业经理人形成乡村产业体系，实现振兴乡村的首要任务即产业兴旺。（2）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让其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和农村建设中来；增强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对基层腐败等现象进行有力监督，杜绝乡村内部公共事务无人负责，避免惠农资金、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的腐败问题，最终实现“法治乡村”建设。（3）对特色的乡村习俗进行传播交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民风约束力[5]。
4结语
在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在教育中的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未来趋势；本文分析和总结了“互联网+教育”的本质和内涵，阐述了“互联网+教育”的优势。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遇，通过“互联网+教育”方式为乡村振兴大力培育乡村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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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克琳，许之民.“互联网+教育”的本质及其内涵[J].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7（03）：4-7.
[5]蒲实，孙文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建设政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8（11）：90-93.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农村幅员广、基础差、产业弱、人口多、贫困重,仍是最现实最根本的问题。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推进全县乡村振兴发展,我们必须突出问题导向,综合对症下药,着力在统筹规划、重点突破、改革创新三个方面下足工夫、取得实效。
统筹规划,整合力量确保乡村振兴方向明、路径优
立足实际,科学规划。“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必须坚持全县一盘棋,做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整合力量、统筹推进。要根据全县各地农村农业发展现状,特别是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按照“特色发展、区域联合、全域联动”的乡村发展思路,着力打破镇(村)行政区划界限、部门行政职能界限,科学制定全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要强化统筹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同步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乡村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机衔接,促进城乡功能和空间融合发展。
优化布局、典型带动。要结合县委关于“一区四圈”的旅游规划,做好新村建设、特色产业布局。要坚持差异发展、扬长避短,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气候特点等,确定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优化功能分区、产业布局。要加强示范创建及模式推广,结合脱贫攻坚引领区、农建综合示范区建设,在有条件的乡镇先行试点示范,培育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示范典型,辐射带动全县乡村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强化领导,合力推进。要组建强有力的领导和工作机构,明确领导责任和工作任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将乡村振兴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绩效管理,作为全县重点工作定期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及时完成。坚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落实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确保财政投入持续增长。
聚焦重点,狠抓关键确保乡村振兴措施实、效果好
突出三产融合,推动农业效益大增长。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助农增收的主抓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根本导向,走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突出“牛、药、果、茶、菌”五大重点产业,推动各地产业连片规模发展,实现每个乡镇一个千亩产业园、一个万头养殖场目标,形成全县性的农业支柱产业。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合作机制,延伸、完善配套产业链,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一批特色优势农业品牌,全面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要坚持农旅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宣汉旅游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游+精品农业、旅游+特色产品,打造一批特色旅游乡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突出基础配套,推动农村面貌大改善。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重要目标,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施一批基础设施重点项目,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以“幸福美丽新村”和“四好村”建设为统揽,统筹推进“广厦行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大力实施三化工程,全面开展农村院落整治,统筹推进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代办服务、环境治理、社会治安“五进村”。认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按照“田成方、水成系、路相连、林成网”格局,加快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建设生态宜居家园。
突出乡风塑造,推动农民素质大提升。把农民素质提升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强农民思想文化教育培训,深入开展“诚信、守法、感恩”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加强群众道德约束和村规民约管理,大力宣传、引导和弘扬好家风,塑造良好乡村软环境。深入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育计划,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统筹整合培训资源,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教育和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加强群众民主管理意识教育,引导参与村务管理,提升村务管理水平。
深化改革,强化创新确保乡村振兴机制活、动力足
探索建立更具活力的要素市场。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思路,探索建立更加多元、更具活力的农村资源开发模式,充分激活农村要素市场。重点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放活土地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鼓励各地多种方式盘活农地、小型水利设施、集体资产。健全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体系,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完善乡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合理安排农业农村各业各类用地,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需求。
探索建立更广渠道的引才机制。探索创新农业高层次人才聘用机制,充实农业部门专业人才力量。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力量建设,加强与农科院所开展合作研发、成果转化,激励更多优秀农业科技人才到一线创新创业。出台落实返乡下乡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支持、鼓励在外宣汉人带着项目、资金、技术回乡创业发展。注重将优秀回乡创业人员纳入党员和村委后备干部培养,及时为村级组织输入新鲜血液。
探索建立更加多元的投入体系。建立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吸引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推广农村资金互助社、村级扶贫互助社试点经验,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鼓励发展农业互助保险。探索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摘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江苏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以建设最美乡村，实现强村富民为目标，优化发展布局，创新发展途径，规范发展行为，共享发展成果，使这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全市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新名片。
[关键词]美丽乡村;振兴战略;协调发展;小康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位于扬中市西南部，东连扬中长江一桥，南临长江夹江，西望镇江新区圌山，是70年前百万雄狮渡江战役的主要渡江点。为了优化农村规划布局，合理配制资源要素，2010年扬中市在农村合并建制村，当时新治村由新坝镇原治安村、永治村和治联村合并而成，全村总面积380公顷，户籍人口4362人，下辖44个村民小组。多年来新治村“两委”领导班子，立足区域实际、特色优势和发展定位，坚持强村富民目标，一任接着一任干，将建设最美新治的理念融人乡村振兴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片革命老区的红色热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获得“全国美丽宜住村庄”、“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江苏省最美乡村”、“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三星级康居乡村”等多项荣誉称号，让全体村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普遍拥有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立足规划先行，优化发展布局
秉持“科学优化、物尽其用”的原则，立足群众生产、生活、生態的实际需求，按照“以净为底、以美为形、以文为魂、以人为本”的思路，以沿江传统民居为底色，推进总体规划，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土地利用、交通水利、生态环保等城乡融合，确保发展建设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充分彰显乡村风景。
坚持产业、文化、生态、治理、富民“五位一体”联动发展要求，着力构建全村域规范布局。充分挖掘新治村的自然风光、区位特色和发展现状，全面融入产业发展、历史记忆、特色民俗等要素，最大限度保留古树、水塘、民居等乡村印记。邀请江苏省环科院专家高标准编制《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生态文明建设规划》，规章共分7章，主要有总体思路、形势分析、规划目标、重点任务、重点工程、效益分析及保障措施。在分析新治村生态文明建设优势和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将新治村建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秀丽的宜居家园。
2注重产业协调，增强发展动力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个字总要求。产业振兴是核心，紧紧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努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构建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把产业发展落实到农民致富增收上来。在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方面，积极争取政策扶持，投入省级财政支农项目资金250万元，新修农田水利涵闸5座，固定沟系1100米，硬质化水泥道路2000米。建设高标准农田150公顷，加快土地合法有序流转步伐，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绿色稻米、优质果蔬、长江名贵水产等特色农业，抢抓“互联网+”机遇，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开辟现代农业新渠道。全村80多名弱势劳动力本地就业，每人年收入增加1.5元。新治村利用工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优势，通过建设标准化厂房，提高土地租赁收入;完善居民小Ⅸ配套设施，提高开放性收入;发展高效农业和物业经济，提高发包性收入;优化涉企服务，提高驻村企业反哺性收入。以上措施的叠加效应，使村级集体经济稳定性收入由2010年的140万元增加到2019年的360万元;总收入由2010年的240万元，增加到2019年的550万元。由于村级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切村级事业有了基础的底气，促进了农业产业提档、农村面貌提升，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4520元。
3注重以民为本.共享发展成果
以利民、惠民凝聚人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目标，不断整合公共服务功能，采取职能下移、服务下沉的途径，统筹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新治村坚持以民为本，聚力共同富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村民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坚持“精准脱贫，共同富裕”的基本方略，确保在脱贫奔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一户，不丢一人。积极实施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光伏扶贫等多种扶贫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村“两委”领导与5名在校就读的贫困大学生结对帮扶，不让一人因贫辍学，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实施健康评估干预，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真正让低收入农户健康医疗有保障。为46户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建立家庭档案，符合条件的无劳动能力14家低收入农户及时纳入低保兜底。成立新治村级慈善工作站，广泛动员党员干部、企业能人和社会爱心人士全力投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行动中去，踊跃捐款共筹集专项资金近50多万元。先后为22户困难家庭雪中送炭，投入20多万元的五保户及困难户重建或修缮房屋，明显改善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以“幸福社区”建设为抓手，以提升社区服务功能为主线，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为阵地，为村民提供菜单式、互助式等多种多样的公共服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有效提升了社区管理专业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代餐、送餐服务。逢年过节村里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老年慰问金。使党的关怀温暖民心，自2015年连续5年来，全村居民医保续保率达100%，社保续保率达98%以上，社会就业率达100%。
4发挥区位优势，创新发展路径
发展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注重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多领域联动的发展局面，是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的重要载体，为乡村产业兴旺发挥推动作用。新治村利用沿江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精单品，串珠成链，以“四个一”开辟最美乡村建设的新路径。一园，即渡江文化园。以我送亲人过大江馆、扬中革命斗争发展馆为核心，集红色文化体验、革命传统教育、党员法规教育、生态观光休闲于一体，每年接待游客近20余万人。一廊，即红色长廊。长达1600米，东至打靶场、国防园，途径渡江广场，西延到湿地公园、梓阳园，临江而建，横卧于长江之上，满目葱茏，清新自然，是群众休闲散步的最佳去处。一馆，即陈履生美术博物馆。既有陈履生先生历年来的艺术创作作品展，也有反映汉文化博大精深的文物展，还有兼顾扬中特色的竹器展。现已正式约落户，2020年底将对外开放。一片，即主题文化民宿片区。依托老圩埭改造，建设宿予主题文化民宿，满足游客文化、餐饮、住宿。体闲活动等需求。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吸引广大游客来释怀乡村情结，放松心情，享受生活，陶冶情操，有效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新路径。 5彰显文化特色，赋予发展内涵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需要心旷神怡的自然生态来赏心悦目，还需要有特色的乡村文化来锦上添花。新治村创建了全市首家村级道德文化园，开扬中农村文化建设先河。搭建全市首家村级百姓大舞台，高标准配备设施、高素质组建队伍，高水平编排节目，以原汁原味、有滋有味、多姿多味的农村文化节目，勾勒出了新治有声有色的风景。2011年投资200余万元建设了老年活动中心，建有农家书屋，征订刊物超过20种，藏书7000余册以上。2013年成立新治村宝晋诗社，诗友们每个月10号聚在一起紧扣时代主题讨论诗词创作，5年来从未间断，这已经成为一种乡风文化。2018年建成一类健身广场，筹建村级文化大礼堂，使其成为村民开展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明的家园，为建设现代化农村开创了新途径，探索了新空间。
6创建文明乡风，规范发展行为
以智慧化平台打造基层“强磁场”，将智慧党建、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慧阅读的有机融合，建设覆盖线上线下的智慧管理，形成便民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构建群众和村“两委”的沟通桥梁，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基层组织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显著提升。紧扣农村实际需求，聚焦政治思想、科学素养和法治道德，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动员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党员模范户”和“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中去。在文明行为的引导上，新治村坚持“三治”并进，在自治上，注重加强村级事务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建设，编排《村规民约三字经》，从遵纪守法、文明新风、环境卫生等多方面规范村民行为。推动移风易俗，传承好家风，争当社会文明标杆，争做新乡贤。在德治上，常态化开展孝老爱亲户评选，全村涌现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1名，市、镇敬老模范10多名，孝亲敬老模范户和文明户家庭比例达70%。在法治上，成立全国首个区域法治社會实践基地，引导社会组织在法治宣传、依法治理、法律服务、矛盾调解、心理修复等方面抱团发力，全村实现18年无越级上访。
目前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趁势而上，奋发作为，定将在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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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晓萍，发展产业集聚作用，推动“三化”协调发展[J].中国经贸导刊，2011（12）.
***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陈敏尔书记提出乡村文化振兴要在“铸魂强根”上精准发力。对于乡村文化振兴，我深有体会。
有了精气神，才有真干劲。乡村振兴既要看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不鼓，更要看精气神足不足。2013年8月，我开始任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进村之初，我带领村民们每月开展“通安大讲堂”，让他们自己谈村里的大事、议村里的大事、定村里的大事;开展“五星级文明户评选”，以好家风带动好乡风;每周开展“送文化进院坝”，让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覆盖全村;开放有4000余册书籍的“农家书屋”，组织志愿者团队开展“小树苗”工程，帮助留守老人、妇女收粮食，辅导留守儿童做作业;和村民一起制定红白喜事公约，倡导文明乡风……刚开始，村民们对这些活动不理解、不认同，甚至说“差不多就行了，做这些难道还挣得到金子。”我一边听着，一边干着，短短半年，通安村就变了，村容整洁、村风文明、社会和谐，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村民们从“不买账”到主动参与，做事更起劲了，产业发展推进起来也顺畅多了。
乡风和煦，才能百业振兴。参加乡村振兴报告团，更加坚定了我要在乡村好好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我要在全村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特色文化品牌，以文化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一是组织实施“美丽乡村·通达陶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示范点建设，将党建、纪检、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等内容融入其中，大力开展党的方针政策宣讲。二是提升农民文明素养，持续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培育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培育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举办“梦想课堂”专题培训，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管理中涵养现代文明素质。三是保护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带领村民们充分发掘通安村“陶文化”底蕴，传承农耕文明精髓，培养乡村文化自信;依托宋窑、刘家拱桥两个制窑遗址，精心打造集陶艺制作、陶艺体验、陶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特色民宿”陶艺村。
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奋斗，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支持和帮助。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一定会让农民群众生活富起来，环境美起来，精神乐起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激励、智慧支持和道德滋养!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我们勾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并专门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的8项重点工作之一。2018年1月30日，***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在此背景下，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对于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多为解读性或表态性文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相关文章的研究性色彩迅速增加，如韩俊(2018)、张晓山(2018)、叶兴庆(2018)、张天佐(2018)、姜长云(2018)等。有些文章开始关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如张合成(2017)。但就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亟待加强。本文认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一、坚持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项主要任务之一，尽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范围实际上超出经济工作，但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和重大导向之一。仔细研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内容，不难发现这实际上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质量如何，首先要看其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有多大实质性的贡献，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有多大实际作用。比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加快升级，呈现个性化、多样化、优质化、绿色化迅速推进的趋势。这要求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顺应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增强供给适应需求甚至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的能力。与此同时，对农村产业发展在继续重视“生产功能”的同时，要求更加重视其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将重视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影响，同激发其科教、文化、休闲娱乐、环境景观甚至体验功能结合起来。尤其是随着“90后”、“00后”、甚至“10后”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群体，产业发展的生活、生态功能更加需要引起重视。以农业为例，要求农业在“卖产品”的同时，更加重视“卖风景”、“卖温情”、“卖文化”、“卖体验”，增加对人才、人口的吸引力。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日益引起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很好的链接和匹配功能，能够改善居民的消费体验、增进消费的便捷性和供求之间的互联性，而体验、便利、互联正在成为实现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消费扩张的重要动力，尤其为边角化、长尾性、小众化市场增进供求衔接和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新的路径。
第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即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体系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动态适应和反应能力。当然，这里的有效供给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里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和竞争力，首先表现为提升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除此之外，还表现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体现这些方面的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解决好“三农”问题之所以要被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竞争弱势特征的复合概念，需要基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矫正市场失灵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解决好“三农”问题，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要科学区分“三农”问题形成演变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借此，将支持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有效激发工商资本、科技人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完善农村发展要素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的升级机制，更好地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第三，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协调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在十九大报告和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被列入，但新型城镇化战略未被列入要坚定实施的7大战略，这并不等于说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之所以这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也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也需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城镇化更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而实施上述7大战略则与此有明显不同，更需要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甚至优先位置，更需要大力支持。否则，更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甚至走向其反面。(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但到2030~2035年前后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后，中国城镇化将逐步进入饱和阶段，届时城镇化率提高的步伐将明显放缓，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将由乡—城单向流动为主转为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并存，甚至城—乡流动的人口规模也会明显增大。届时，城镇化的战略和政策将会面临重大阶段性转型，甚至逆城镇化趋势也将会明显增强(张天佐，2018;
王利伟，2017)。至于怎样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一问题将留待后文专门分析。
第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农业农村政策转型的关系，做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文章。关于这个问题，后文也将专门分析。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为统筹推进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如果做到这一点，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最容易成为增进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薄弱环节。注意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价值所在。当然也要看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往往面临观念、能力和社会资本等局限。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社会力量和工商资本带动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增强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对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至关重要。
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有许多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如在美国、欧盟和日、韩等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很多措施支持农民培训、优化农业农村经营环境，并有利于增加农村就业创业机会。2014年美国《新农业法案》将支持中小规模农户和新农户发展作为重要方向，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一些政策专门支持初始农牧场主创业，为其提供直接贷款、贷款担保和保险优惠，借此培育新生代职业农民。该法案增加农产品市场开发补助金，明确优先支持经验丰富的农牧场主，优先支持最能为某些经营者或农牧场主创造市场机会的项目;
鼓励优化农村经济环境，在农村地区提高经商创业效率、创造就业机会并推进创新发展。2000年以来，欧盟的农村发展政策将培养青年农民、加强职业培训、推动老年农民提前退休、强化农场服务支持等作为重要措施。为解决农村人口外迁特别是青年劳动力外流问题，欧盟注意改善农民获得服务和发展机会的渠道，培育农村企业家，以确保农村区域和社区对居民生活、就业有吸引力。2014年欧盟农业政策改革通过新的直接支付框架挂钩支持青年农民和小农户;
采取重组和更新农场等措施，为青年农民提供创业援助，建立农场咨询服务系统和培训、创新项目等。后文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为此必须把推进农民优先提升技能作为战略支撑，借此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合格市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合适的劳动力和农村居民。
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从根本上是因为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此外，还是因为“三农”发展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调节收入分配、优化城乡关系、增强经济社会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及抗风险能力等，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
加之，如前所述，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农”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竞争弱势特征，容易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此，需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先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鉴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按照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和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学习***总书记关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形势，“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杨洁篪，2017)。相对于全球，国内发展、城乡之间更是命运共同体，更需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面对国内工农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的状况，用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三农”工作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更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借此有效防范因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差距过大导致社会断裂，增进社会稳定和谐。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要求“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做到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该文件在第12部分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为此提出了6方面的具体部署。***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并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这为我们提供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路线图和“定盘星”。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本文认为，可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的思路，同等优先地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具体地说，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优先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提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要“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此，要通过强化公平竞争的理念和社会氛围，以及切实有效的反垄断措施，完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转;
也要注意科学处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积极促进产业政策由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并将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框定在市场失灵领域(王一鸣，2018)。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也应注意这一点。
为此，要通过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积极营造有利于“三农”发展，并提升其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成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乡村振兴参与者，甚至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结合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根本改变农业农村发展中部分领域改革严重滞后于需求，或改革自身亟待转型升级的问题。如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如何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目前，这方面的改革亟待提速。目前对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重视不够，加大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困难和风险，也影响了其对乡村振兴带动能力的提升。近年来，部分地区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创新，初步取得了积极效果。但随着“三变”改革的推进，如何加强相关产权和要素流转平台建设，完善其运行机制，促进其转型升级，亟待后续改革加力跟进。
(二)加快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制，优先支持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清除不适应形势变化、影响乡村振兴的制度和环境障碍，可以降低“三农”发展的成本和风险，也有利于促进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如近年来虽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积极推进，但实际惠及面仍然有限，严重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大量宅基地闲置浪费，也加大了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困难，制约农民增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为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开了题”，明确“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应该说，这方面的政策创新较之前前进了一大步。但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导致宅基地流转限制过多、宅基地财产价值难以显性化、农民房屋财产权难以有效保障、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等问题日趋凸显，也加大了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用地困难(刘守英，2018)。类似改革仍待进一步扩围提速或延伸推进。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并要求“研究制定鼓励城市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2018年3月7日在“两会”期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强调“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进”。但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农房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不仅仅是给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了困难，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城市人口、人才“下乡”甚至农村人才“跨社区”居住特别是定居的困难，不利于缓解乡村振兴的“人才缺口”，也不利于农业农村产业更好地对接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需求扩张。在部分城郊地区或发达的农村地区，甚至山清水秀、交通便捷、文化旅游资源丰厚的普通乡村地区，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鼓励试点地区加快探索和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办法，尤其是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农房使用权流转范围，有条件地进一步向热心参与乡村振兴的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开放农村宅基地或农房流转、租赁市场。这对于吸引城市或异地人才、带动城市或异地资源/要素参与乡村振兴，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意义远远超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问题，并且已经不是“看清看不清”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是应该积极稳健地“鼓励大胆探索”的事情。建议允许这些地区在保护农民基本居住权和“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等方式，引导农民有偿转让富余的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允许城乡居民包括“下乡”居住或参与乡村振兴的城市居民有偿获得农民转让的富余或闲置宅基地。在此方面，法国的经验值得参考，详见案例1。
案例1：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乡村多元产业的发展和乡村多元价值的拓升，包括年青人在内的部分人口回乡就业创业，一些追求乡村生活的城市人开始在乡村地区定居，促进了乡村活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法国注重通过政策、法律和规划手段，促进土地整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支持乡村旧有住宅改造和新住宅建设等，满足都市区居民到乡村休憩甚至定居对“二套房”的需求。这些“二套房”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山区等文化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及临近大都市的乡村地区。1990年，在法国乡村地区的居民结构中，农民、自由职业者和企业主、中高层管理人员、雇员和个人、退休农民、非农民退休人员分别占9.9%、6.9%和14.9%、27.6%、11.1%、29.6%，占比分别较1962年下降23.9个、1.9个和增加11.0个、2.6个、4.0个、8.2个百分点。在去法国乡村地区休憩的居住方式中，自有二套房的比重，1984年已达23.1%，较1961年提高14.2个百分点(汤爽爽、冯建喜，2017)。
近年来，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对于加快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迅速凸显。但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创新不足，成为妨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部分地区对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力度过大、过猛，也给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带来新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外，部分新兴产业“先下手为强”、“赢者通吃”带来的新垄断问题，加剧了收入分配和发展机会的不均衡。要注意引导完善这些新兴产业的监管规则，创新和优化对新经济垄断现象的治理方式，防止农民在参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分享利益的边缘人，分担成本、风险的核心层”。
此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以支持融资、培训、营销平台和技术、信息服务等环境建设，鼓励包容发展、创新能力成长和组织结构优化等为重点，将优化“三农”发展的公共服务和政策环境放在突出地位。相对而言，由于乡村人口和经济密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多数农村企业整合资源、集成要素和垄断市场的能力弱，面向“三农”发展的服务体系建设往往难以绕开交易成本高的困扰。因此，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应把加强和优化面向“三农”的服务体系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包括优化提升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对市场化或非营利性服务组织的支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对“三农”发展的“兜底”作用，并将其作为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推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等，都有这方面的作用。二是瞄准推进农业农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引导支持力度。如积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等农业农村发展的载体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从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再到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种重大政策导向的演变反映了我们党对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也顺应了新时代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这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也是一脉相承、互补共促的。十九大报告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置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之前。这说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样，也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工农、城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断增强，城乡之间的人口、资源和要素流动日趋频繁，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资源、要素、产权之间的交叉重组关系日益显著，城乡之间日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问题，表现在“三农”，根子在城市(或市民、工业和服务业，下同);
或者表现在城市，根子在“三农”。这些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越来越难以解决，越来越需要创新路径，通过“头痛医脚”的办法寻求治本之道。因此，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越来越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务之急和战略需要。借此，按照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共荣、分工协作、融合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那么，如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呢?
(一)注意同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衔接起来
在当前的发展格局下，尽管中国在政策上仍然鼓励“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增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但农民工进城仍以流向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流向县城和小城镇的极其有限。这说明，当前，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具有较强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且其就业、增收和其他发展机会更为密集;
至于小城镇，就总体而言，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顺应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优质资源、优质要素和发展机会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仍是难以根本扭转的趋势。但是，也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形成，加剧了区域、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给培育城市群功能、优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关系，以及加强跨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增加了障碍，不利于疏通城市人才、资本和要素下乡的渠道，不利于发挥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
上述现象的形成，同当前的政府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过度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倾斜也有很大关系，由此带动全国城镇体系结构重心上移。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重大产业项目、信息化和交通路网等重大基础设施、产权和要素交易市场等重大平台的布局，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资分配、获取承办重大会展和体育赛事等机会分配方面，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具有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二是许多省区强调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不够是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致力于打造省会城市经济圈，努力通过政策和财政金融等资源配置的倾斜，提高省会城市的经济首位度。这容易强化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弱化其扩散效应，影响其对“三农”发展辐射带动能力的提升，制约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推进。加之，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片面追求“摊大饼式扩张”，制约其实现集约型、紧凑式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范恒山，2017)，容易“稀释”其对周边地区和“三农”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甚至会挤压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空间，制约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对“三农”发展辐射带动能力的成长。
今后，随着农村人口转移进城规模的扩大，乡—城之间通过劳动力就业流动，带动人口流动和家庭迁移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在此背景下，过度强调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重点吸引农村人口转移，也会因大城市、特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加剧进城农民工或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困难，容易增加进城后尚待市民化人口与原有市民的矛盾，影响城市甚至城乡社会的稳定和谐。
因此，应按照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力度，深化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在引导大城市、特大城市加快集约型、紧凑式发展步伐，并提升城市品质和创新能力的同时，引导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要结合引导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疏解部分非核心、非必要功能，引导周边卫星城或其他中小城市、小城镇增强功能特色，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新格局，借此培育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融合协调、共生共荣的城市群。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提升城市群系统功能和网络效应;
还有利于推进跨区域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王利伟，2017)，为城市人才、资本、组织和资源等要素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便利，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互补，增强城市化、城市群对城乡、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功能，帮助农民增加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的机会，提高农村共享发展水平。实际上，随着高铁网、航空网和信息网建设的迅速推进，网络经济的去中心化、去层级化特征，也会推动城市空间格局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和网络化演进，凸显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更好地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力，要通过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倾斜引导，加强链接周边的城际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和关键结点、连接线建设，引导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完善竞争合作和协同发展机制，强化分工协作、增强发展特色、加大生态共治，并协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为目标导向，推进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体系创新，着力提升城市和城市群开放发展、包容发展水平和辐射带动能力。要加大公共资源分配向农业农村的倾斜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与此同时，通过深化制度创新，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向农村延伸，加强以中心镇、中心村为结点，城乡衔接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网络建设。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以及推进“三农”发展的政策转型，鼓励城市企业或涉农龙头企业同农户、农民建立覆盖全程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二)积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对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作用
十九大报告要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编制过程中，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要结合规划编制和执行，加强对各级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通过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支持，鼓励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编制和实施乡村振兴规划的过程中，要结合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贯彻中央关于“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的决策部署，促进城乡国土空间开发的统筹，注意发挥规划对统筹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引领作用，引导乡村振兴优化空间布局，统筹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今后大量游离于城市群之外的小城市、小城镇很可能趋于萎缩，其发展机会很可能迅速减少。优化乡村振兴的空间布局应该注意这一点。
要注意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在引导农村人口和产业布局适度集中的同时，将中心村、中心镇、小城镇和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等，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结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中央政府对乡村地区的关注逐步实现了由乡村全域向发展缓慢地区的转变，通过“乡村行动区”和“乡村更新区”等规划手段干预乡村地区发展;
同时逐步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乡村市镇合力推动乡村地区发展的局面。乡村市镇主要通过乡村整治规划和土地占用规划等手段，推动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整治规划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代表、专家和居民可共同参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乡、所有村都要实现振兴。从法国的经验可见，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找准重点、瞄准薄弱环节和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建设城乡统一的产权市场、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平台，也应在规则统一、环境公平的前提下，借鉴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思路，通过创新“同等优先”机制，加强对人才和优质资源向农村流动的制度化倾斜支持，缓解市场力量对农村人才和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
(三)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发展、培训提能机制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一方面，帮助农村转移人口降低市民化的成本和门槛，让农民获得更多且更加公平、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
另一方面，增强农民参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能力，促进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或乡村发展。要以增强农民参与发展能力为导向，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培训提能支撑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和高素质人口，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更多的新型市民和新型产业工人。要结合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注意发挥新型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带动普通农户更好地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要按照需求导向、产业引领、能力本位、实用为重的方向，加强统筹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通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式，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市民培训能力建设的支持。要创新政府支持方式，支持政府主导的普惠式培训与市场主导的特惠式培训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鼓励平台型企业和市场化培训机构在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市民培训中发挥中坚作用。要结合支持创新创业，加强人才实训基地建设，健全以城带乡的农村人力资源保障体系。
(四)加强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把培育城乡有机结合、融合互动的产业体系放在突出地位。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发挥城市企业、城市产业对农村企业、农村产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要结合加强城市群发展规划，创新财税、金融、产业、区域等支持政策，引导农村产业融合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发挥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引领带动作用。要创新农村产业融合支持政策，引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统筹处理服务市民与富裕农民、服务城市与繁荣农村、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关系。鼓励科技人员向科技经纪人和富有创新能力的农村产业融合企业家转型。注意培育企业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中的骨干作用，努力营造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鼓励商会、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在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中增强引领带动能力。
大家知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而且也把这个战略写进了《党章》(修正案)。十九大报告在第五部分的第三条专门讲了“乡村振兴”战略。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第六部分和第九部分也做了一些农村的安排和要求。所以，我们要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既要学好第五部分的第三条，还要学好其他有关的章节和内容。
我将借这个机会，就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个话题，给大家谈五点体会和思考。
第一，时代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大家知道，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转化，对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从供给来看，过去我们主要是关注数量，现在更加注重质量，过去主要是保供给，现在还要保安全。
再比方说，从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来看，过去主要是强调农业的生产，农业的产业发展，现在我们既要做好农业的发展，同时还要围绕着农业做好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从过去的一产到现在的三产融合发展。这也提出来新的要求，特别是要求提质增效。
第三个方面，从农村的生态环境来说，过去我们要搞好农村生态环境，主要是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条件，让农民宜居、宜业。现在我们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还要能够吸引城里人到农村休闲、渡假、投资、兴业。
第四个就是从农民的收入来看，过去我们讲增加农民收入，主要是要满足农民的衣、食、行的要求。现在我们不仅要满足这些要求，还要满足农民的就学、养老、居住等一些新的要求。
总体来看，新时代人们对生活需要的要求也对我们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这个主要矛盾转化的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们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不平衡、不充分。
从不平衡来看有三个问题，城乡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不平衡，比如现在城乡差距还有2.7：1，这个数据和世界银行讲的世界的平均经验数据2.5：1还有一定的差距。大家知道，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分配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研究给我们提供新的判断。如果考虑到计算方法的不同和我们实际计算的一些项的漏项，学者的判断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在4.5：1。
第二个不平衡，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不平衡。从水、电、路、房和教育、文化、社保、医疗这八个方面，我们从感受上就能看出来差距。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第三个不平衡，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比如东部地区一些城市郊区出现了一些十亿元村，百亿元村，有些地区还很贫困，还有空客村和贫困村。
不充分也有三个表现。一，农业发展的基础依然薄弱。我们从“三力”来看，综合生产能力，土地资源透支，生态环境超载，双重约束压力很大。二，资源利用的不平衡，农业、秸秆还存在大量的不能充分利用，这个秸秆的不能充分利用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等于丢了一半农业。三，农业基础不平衡，就是持续发展能力，防灾、减灾、抗灾，遇到灾害还是没有办法，马上就下去了。
所以，不论从农业的生产能力、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力，还是由27%的农业劳动人口支撑着不到9%的农业生产值来看，我们的基础依然薄弱。
第二个不充分，资源利用不充分，刚才我讲了，土地、劳动、资源利用不充分。
第三个不充分，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不充分，比方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讲农业投入主要是看渠道，另外农民增收，现在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比重还很低，农民增收困难，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这也是我们增收不充分的原因。
这样看来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一方面是对我们的农业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从不平衡、不充分方面凸显了我们农业、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一方面是目标导向，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给我们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问题导向，我们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尤其突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时代背景。
第二，历史方位。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战略?这个战略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这样一个历史交汇期提出来的，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去解读。
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决胜期来看，可以说“乡村振兴”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2005年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讲了五句话20个字，这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也讲了五句话20个字，这五句话我们对比一下，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从村荣整洁到生态宜居，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在内容、内涵上都有提升，都有转变。同时，乡村文明的内涵要求也不一样。也就是说，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乡村振兴”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在决胜全面小康的时期它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二，从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们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这个战略部署实际上是在我们开启新征程的时候新时期的“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它不仅是一场经济社会的变革，而且是一次文化、生态的复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它的目标导向就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希望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希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美丽的家园，也就是“乡村振兴”战略是面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第三，总体要求。这个总体要求我们看十九大报告，从原则上来提“乡村振兴”，我看有这样六条。
第一条，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我们要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为行动指南。
第二条，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要树立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说要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实现“乡村振兴”。
第三条，行动举措、战略安排的五句话20个字，实际上都体现了“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所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也要统筹推进这五个建设。
第四条，坚持两个优先，这次特别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第五条，要强化两个保障。“乡村振兴”需要有体制机制创新，需要有政策体系的调整和完善，就是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第六条，加快两个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四，主要任务。这个主要任务就是这五句话20个字，我简单说一下。
一，产业兴旺。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要求。我们要实现产业兴旺，还是要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为主线。那么，以提高质量效益竞争力为方向，我们主要关注这样四个事，或者四个问题。
1.粮食安全要确保。这个确保主要要有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就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处理好农业这个产业的发展问题，还是要通过调结构，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3.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问题，促进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4.处理好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与小农户之间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要完善利益完善机制，让小农户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平等参与战略之路。
“乡村振兴”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生态宜居，我个人理解是两方面。一个是生态，一个是宜居，良好的生态，宜居的环境，是我们农村留住人，吸引人的重要方面。我个人想是不是要促进三个转变，完成三个任务。三个转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二，发展方式要转变。要构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绿色循环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第三，发展模式要转变。这是三个转变，转变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模式。
四个任务。第一，治理突出环境污染问题。很多地方土壤污染了，水源污染了，大气污染了要治理，我们出台了三个十条，“土十条”“水十条”“气十条”。出台了三个规划。第二，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和修复好，要依照尊重自然、修复自然的方式修复。第三，建立多元化甚至是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第四，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产业，这是生态宜居。
第三个任务就是乡风文明。乡风文明就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我们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要弘扬传统文化，把很多文化遗产保护起来，特别是李司长原来讲的三古，古村落、古建筑，古村寨，要保护好。还有把文化设施和文化体系搞好，文化建设乡村文明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公共服务体系也不行，治理有效，这里既要治理，还要有效。
我们要加强农业农村的基础工作，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还要加强基础工作，这个基础规律既有农村发展的基础，也有执政体系的基础。第二，建成农村治理体系，这次我们提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第三，要培养造就三农工作体系队伍，我们提的叫“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这样的队伍造就出来，实现乡风文明。同时，要挖掘传统文化。最后，生活富裕，还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要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好，这本身既是富裕的内容，也是富裕的表现。建设美丽乡村，就是村容整洁的问题，比如垃圾、污水，如实施三年的“厕所革命”。
最后，政策措施，或者叫体制和举措。整个十九大报告里面，400个字讲了六条政策举措，我概括为叫三个制度，三个体系。
三个制度就是土地制度，强调承包关系要稳定，强调三权分置，这是农地。同时，还要对建设用地的三块地，征地、宅基地、基建地进行改革，实际上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振兴问题。二是经营制度，既包括经营主体的培育，经营方式的创新，处理好小农与农业现代化的衔接这些内容。三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改革上我们写了三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讲内容，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第二句话，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另一方面，壮大集体经济。这件事涉及两个主体，一个是集体，一个是农民。
三个体系。第一，产业体系，产业生产运营体系。第二，服务体系。第三，治理体系。我结合学习十九大精神，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谈五点体会和思考，简单来说就是时代背景，既有要求，又凸显了矛盾和问题，所以既必要，又紧迫。第二，历史方位，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又是面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第三，总体要求，就是六条。第四，主要任务，五个任务。第五，政策举措，也是六条。
乡村振兴战略在价值、制度及组织三个维度上的创新是新时代的产物。价值维度上的创新是根本方向，制度维度上的创新是重要保证，组织维度上的创新是强劲支撑。这些创新耦合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不竭动力，将日益推动乡村振兴由蓝图走向现实。
继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对多年“三农”工作的继承与创新，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正在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之处可以从价值、制度、组织三个维度来认识，意义重大。
价值维度上的创新
明确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文件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明确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明确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阶段性目标任务作了部署。分别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制度维度上的创新
高起点。与新农村建设不同，乡村振兴战略首先从国家层面制定战略规划。《规划》通过与文件对表对标，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包括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等，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
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
高标准。乡村振兴，法制法规先行。一方面，文件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把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多年来，特别是2005年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需要制度化、法制化，同时各地方可以从本地乡村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文件提出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这意味党对“三农”的领导法制化了、制度化了。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旨在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全方位高质量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其中，若干制度创新值得关注：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
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述举措旨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创新性政策举措改变了以往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均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的做法，通过跨省域调节，可以大大提高节余指标的含金量并用以反哺农村。创新培训机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
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
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这些制度创新有助于构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
组织维度上的创新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打造一支新时代“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实施乡村振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为此，文件强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要求，打造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
惩治“微腐败”，打造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从基层党组织抓起。文件提出，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文件首提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上述经营主体及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的骨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指出，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积极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国现有两亿多小规模兼业农户，多数年龄偏大，有的是老人和妇女。现阶段的迫切之举，是采取针对性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使之分享到现代农业发展红利。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和行业组织，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文件提出，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能够引导小农户参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使农民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投资意识、风险意识的现代产业工人或农业企业家转变，从而解决土地配置细碎化、生产经营分散化问题，整体提升农业的产业层级和质量效益。农产品行业协会是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相关科研、教学和其他组织、个人参加，为维护和增进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在自愿互利基础上依法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可以跨地域、跨组织发展，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水平上提高农民和农业经营者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农户和农业经营与国内外市场对接，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助于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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