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14篇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14篇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1)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 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新宅。同年12月，鲁迅专程回绍兴，将母亲与妻子朱安以及周作人一家接来北京。然而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仅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突然闹翻了，此后两兄弟再无团聚，每次对话只在报刊上各执一词，明眼人认为这是兄弟失和后持续的争吵。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7月，北平陷落，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1938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日本人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引起全国文化界的一片强烈谴责。
1939年元旦，有人闯进八道湾，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来访的学生开枪射击。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汉奸“阶下囚”
1940年，周作人被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还担任了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职务，就此沦为汉奸文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因叛国罪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经审判被处以有期徒刑十年。在监狱里，周作人不哭哭啼啼，反而在狱中自得其乐，写了很多杂诗和自娱自乐的文章，精神基本没受到影响。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周作人取保释放后回到北京。从1949年到“**”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让周作人当翻译，他每天伏案翻译，翻译了十几本书，包括许多古希腊经典作品、日本著名的作品，这也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翻译期间，周作人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周作人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他的一生平平不足为道，只有晚年的翻译让他满意。
一个乱世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鲁迅和周作人是怎么也绕不过的存在。‘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凋谢了，唯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异端。”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如是描述。
“五四时期是周作人思想的重要分野阶段，在此之前，他斗志昂扬，此后，悲观主义，消极主义则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精神。在他看来，抗争失去任何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总是在轮回，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太阳底下无新事。”孙郁说。曾经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的慷慨激昂，逐渐褪去，他一下子成了“老人”，醉心于玩古董、沉湎于抄古书的愉悦中。年代久远的历史演变成了他的精神鸦片。孙郁认为，20世纪30年代，“五四”时的充满战斗气质的周作人已彻底消失了。
但是，周作人的心里还是对社会心存依恋。他把社会所有的感受，写进对历史的理解，以平和的心同历史纠缠，总能用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无论多复杂的东西，他都能以放松的心态处理，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他可以说是隔岸观火的儒雅君子；而鲁迅是把历史的感受，写到杂文里，是血海争搏的历练斗士。
孙郁指出，有很多喜欢周作人的学者曾做了很多研究，希望从史实中找到证据证明周作人并非自愿当汉奸，但是史实表明，这是他自愿的选择。在周作人看来，作为一个百姓，不管在谁的统治下，都要吃饭，不要用国家概念来定位人，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国家的思想，让他看淡国家利益，也正是这种无国家主义和文人的懦弱性让他最终拒绝了革命人士的召唤，选择留在北京苟且偷安，担任伪职。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人们最大目的是想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研究来寻回一些我们早已丢弃却又不该丢弃的东西，通过对周作人悲剧命运的研究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史与知识分子的历程。”孙郁说。
周作人与鲁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
从跟随鲁迅成长，到与鲁迅突然决裂，再到晚年写鲁迅回忆录……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经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环历程
“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中国人生中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而另一个空手道般的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孙郁说，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人在精神特质上都属于那个时代主流之外的异类，尽管两人曾一度分离并斗争激烈，但纵观一生，两人不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都经历着一个由重合到分离，再到重合的循环过程。
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让原本复杂的两个人物经过纠缠变得更加复杂。早期他们都重视日本艺术，并时常将这些转换到思想里，想让国人得到一些启示，不过两人这时出现了一种差异，鲁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从学术的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他们在一些地方做着相同的工作，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构成了新文化的合力，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孙郁说。
决裂八道湾
然而，从未被鲁迅和周作人向公众详提的兄弟间那次突然决裂，更为人们所关心。1923年，鲁迅缘何突然搬出兄弟共住的八道湾，周作人当时是何心态，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对此一直都存在争执，因为对于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都未对外人详提。记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里，找到许许多多周作人、鲁迅的单人照片，但却遍寻不着任何一张鲁迅与周作人二人的合照，仅有两张兄弟二人同时出现的照片，也不过是鲁迅与周作人参加公众活动时的多人合影。据资料室工作人员介绍，1923年之后，二人不再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孙郁告诉记者，学界主流的观点集中认为矛盾的发生似乎是因为家庭琐事，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家境贫寒，多年来鲁迅就一直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从1912年来北京教育部供职时开始，鲁迅定期往信子在东京的家里寄钱，极少间断。全家搬来北京后，鲁迅在钱财方面向来不很计较，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信子支配。鲁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
鲁迅死后的和解
孙郁说，事实上，即便是兄弟关系最恶劣的时期，鲁迅仍一如既往地疼爱着他，也许正是爱得太深，反而让周作人受不了，并最终促成兄弟分离。“从人性角度思考，鲁迅对弟弟很宽容，当东北遭到日军侵略时，在报上遍寻周作人的名字，当没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议时，鲁迅感到很难过。而此时的周作人正沉迷于沉迷花鸟虫鱼的生活，这被当时学界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抛弃自己的弟弟，反而帮周作人说好话。”当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鲁迅时，曾问过他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地说是“周作人”。这段历史在鲁迅死了很多年后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从与兄长鲁迅分开后，一直对鲁迅评价不好，常常在报上以文章讥讽兄长，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鲁迅对他的爱后，才客观地重新介绍鲁迅，撰写鲁迅回忆录。
周作人与朋友
相交终身钱玄同 忽冷忽热向胡适
周作人喜欢有趣的人，钱玄同、刘半农都是懂幽默的佼佼者，周作人还喜欢性情飘逸的人，胡适的学生徐志摩就深得周作人的喜欢。而相反，过于严肃而显得乏味的人，则不讨周作人的喜欢。
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是终身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之人。”周作人与钱玄同两个人常常呆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钱玄同为人很率直，思想也很高深，深得周作人的赏识。每次见面，周作人总是坐在一旁听钱玄同讲，钱玄同也愿意讲，两个人一起喝茶时，大部分话题围绕最近看了什么书，钱玄同什么书都看，周作人看的很多书是他推荐的，周作人的很多观点也是受到钱玄同的启发。
在周作人的圈子里，胡适是个特殊的人。周作人一生,谈及胡适的文章很多,态度有一点复杂：他深知胡适的分量,但对其弱点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关系忽冷忽热。尽管胡适对他帮助很大，也很赏识他，但他却瞧不起胡适，他觉得胡适有很多问题，认为胡适是依傍在一个价值体系里，周作人怀疑单纯依靠任何一个理论能否解释一个世界。同时他认为胡适的文章平实枯燥，文学情调不行。另一个特殊的人则是章太炎，他曾是周作人的老师，但当章太炎沦落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时，周作人便立即与之划清了界线。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2)
拓展对比阅读
【甲】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乙】
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普通的蛐蛐之外，还有一种头如梅花瓣的，俗名棺材头蛐蛐，看见就打杀，不知道它会不会叫。又有油唧蛉，北方又叫油壶卢，似蟋蟀而肥大……它们只会嘘嘘地直叫，弹琴的本领我可以保证它们是没有的。
油蛉这东西不知道在绍兴以外的地方叫做什么，如果解说，只能说是一种大蚂蚁似的鸣虫吧。油蛉状如金铃子而细长，色黑，鸣声低细耐听，以须长颈赤者为良。寒天具着衣襟内，可以经冬，但入春以后便难持久，或有养至清明时节，于上坟船中闻其鸣声者，则绝无而仅有矣。——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甲】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乙】
木莲藤，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
（何首乌）《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刀切成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块根，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 ——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3)
鲁迅与周作人绝裂之谜
作者：林和生
一．晨昏相隔的“双子星座”
鲁迅和周作人，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说“双子星座”，并不完全是形容。鲁迅又名“长庚”，周作人又名“启明”，两者都是天上的星名。
据鲁迅母亲回忆，鲁迅出生时，胎盘比人先下来，当地乡俗认为，这样的男孩将来会有出息，但命薄，易早夭。因而，鲁迅不到一岁，便被领到附近的长庆寺，拜庙里一位名叫龙祖的和尚为师，龙祖师傅为鲁迅取了一个法名，叫“长庚”，那是一颗在黄昏出现的星。3年多以后，周作人出生，也取了一个别名，叫“启明”，那也是一颗星名，但出现的时分与鲁迅相反，不在黄昏而在黎明。按鲁迅母亲的说法，这意味着两颗星后来会“永不相见”。
历史正是如此。1923年7月，本来情深意笃、共为“五四”斗士、发誓“永不分家”的鲁迅与周作人，突然之间兄弟失和，不仅生前全无一丝往来，而且两人死后，后代之间也恩断义绝。
就兄弟二人之间而言，失和后不久，即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即大病一场，时间长达一个半月多久，据认为他后来1936年死于肺病即与此密切相关。鲁迅1936年去世时，周作人在兄弟失和13年之后第一次谈到鲁迅：“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分手后数年间，鲁迅先后写出《牺牲谟》、《颓败线的颤动》、《兄弟》、《铸剑》等文字，“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其沉郁与愤世，有增无减。周作人方面，也于失和后相继写出《破脚骨》、《谈龙集序》、《中年》、《＜蛙＞的教训》、《老人的胡闹》等文字，用种种暗示手法论及鲁迅，据认为相当恶毒，以至《周作人传》作者钱理群认为：“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就兄弟二人后代之间而言，据鲁迅儿子周海婴回忆，1948年他随解放大军一道回北京，遇见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对着我破口咒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瘾，又换了日本话，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周作人1967年于**中去世，其家人给周海婴寄去了讣闻，周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会。两家之间终于没有任何往来。兄弟之情破裂之深，斑斑可见，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二．事件经过的几种说法
北京西直门内的八道湾胡同，在北京算不上有名，胡同里的11号却是一座漂亮的四合大院，院内树林扶疏，共有前、中、后三个小院，屋宇高敞，宽绰明亮。
1919年7月2日，周作人在鲁迅支持下，赴日本接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和四个子女。他走后，鲁迅即四处物色房产，并最终买下了八道湾11号。8月10日，周作人一家六口到京。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进了八道湾11号。同年12月29日，赶在新年之前，鲁迅又从绍兴老家接来母亲、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三兄弟团聚，共同伺奉老母亲，其乐融融，一晃就是三年半。
好景不长。1923年7月14日晚，鲁迅突然不再与周作人一家一道吃饭，并在日记中特别记下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到7月19日，事情更为蹊跷，这天上午，后院的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屋中，交给后者一封信，该信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仅仅一个公事公办的“鲁迅先生”，就足以把两兄弟的距离拉开了。何况还有那件虽未说穿但看来极其严重的“过去的事”，那件事，接周作人的说法，本来要***才承受得起，他自己只不过有幸“尚能担受得起”。那件事粉碎了他蔷薇色的人生梦，因此他必须“重新入新的生活”，但这就需要鲁迅从今后不要去后边院子。
正是这封历史上著名的信，后来导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关于这封信，鲁迅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照鲁迅这条日记来看，他多半有些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大概他不明白周作人说的是什么事，即便知道，也没料到会引起如此后果，所以“邀欲问之”。
然而，周作人反应是“不至”，既然“不至”，那就意味着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周作人不想谈那件“过去的事”；第二，“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这一条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周作人这种前所未有的态度大概刺激了鲁迅。一周后的7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此前一周的时间里，鲁迅或许是在等待，等待一周仍“不至”，他恐怕再也无法忍耐，便绝然开始行动：看房子，收拾书籍，准备搬出八道湾！
鲁迅要搬出八道湾,这一点大概出乎周作人意料。四十年后，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致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写道：“……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作人意愿如此，但鲁迅没有遵循他的意愿，而是在一周之后准备搬出八道湾，这大概是对周作人“不至”的激烈反应，也可见内心受伤害之深。又过了几天，8月2日下午，鲁迅携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迁居至砖塔胡同61号。兄弟失和的“肚皮官司”终于演成公开戏。
然而这出戏并未就此结束。从7月14日突然不再一道吃饭，到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短短不到二十天。在此之间，对兄弟失和一事，双方除了行动，就是沉默。及至鲁迅搬出之后，双方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但是兄弟失和一幕本身仍未结束，相反还在酝酿更可怕的冲突。这种情况，恐怕用鲁迅自己的话来概括最恰当：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爆发终于在十个月之后来临了。1924年6月11日，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冷战”白热化，爆发为一场骇为听闻的争吵与伤害。关于这件事，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过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第二天，鲁迅亲口向友人许寿裳讲述了昨天事件的经过，按许寿裳的转述，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会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鲁迅和许寿裳如是说，其他目击者或知情人所描述的情况又怎样呢？据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友人章川岛说，他当时正好住在八道湾宅前院鲁迅曾住过的房子里，那天午后，他正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来了，走进他家小院的厨房，拿起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凉水喝。章川岛说，他请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却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如果章川岛所述准确的话，看来鲁迅此次回来心中有火，这火针对谁呢？章川岛没有说。他只说，鲁迅喝完水,即径自进周作人住的后院去了。过了一会，从后院传出周作人的一声骂，章川岛赶忙走进后院，在后院西厢房看见可怕的一幕：周作人从木架上抓起一个尺把高的铜香炉正要砸下去，章川岛抢下香炉，把周作人劝回住房，然后回到前院自己的住处，路过客厅时，听见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正在给张凤举、徐耀辰打电话，至于请他们来是增援还是评理，他就不知道了。
当时，三弟周建人已不在八道湾居住，他早已离开，时间是在鲁迅离开之前两年。但是，周氏三兄弟的母亲鲁瑞仍在八道湾。据考，鲁瑞目击了当时的情况，并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周建人1983年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三、幕后原因的各种揣测
鲁迅与周作人这对“双子星座”情深意笃四十载，一朝失和，永无修复，晨昏相隔，甚至殃及后代，断绝交通往来，这不能不令人注目。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剧烈的冲突和伤害？除了间接的表露，鲁迅和周作人双方都“不说”。然而他们越是不说，事情就显得越神秘，人们就越要揣测。
让我们先来看一些比较外围的说法。据鲁迅的学生兼友人荆有麟回忆，鲁迅曾向他讲过，他与周作人失和与“拆信事件”有关。当时兄弟二人不仅共居一院，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有时朋友同时给兄弟二人写信，同装一个信封，封面上随便写一个名字，或者“鲁迅”，或者“周作人”，大家都已习惯这类情况。但是，有一天晚上，周作人已睡了，邮差送来一封急信，封面上写着“周作人”，鲁迅知道写信的是谁，便按惯例先拆了信，谁知此信刚好专为周作人而写。第二天，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却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脸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讯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
日本汉学家增田涉，与鲁迅和周作人都很熟，他回忆说，鲁迅曾给他讲过，他在八道湾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自己没有孩子，因而常买糖果带回家给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孩子们，但羽太信子却叫孩子们扔掉，“他（鲁迅）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鲁迅原配夫人朱安也曾很气愤地以邻居说过：“她（羽太信子）大声告诉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鲁迅和三弟周建人），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这样一类原因可能对兄弟失和事件有影响，但一般认为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
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鲁迅自己间接表露的说法。据三弟周建人回忆，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他有机会经常见到鲁迅，鲁迅从没对他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觉得周作人“昏”，好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气说：“启孟（周作人）真昏！”在1932年11月2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写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这一个“昏”字的含义倒底是什么？周建人回忆，鲁迅曾对他万分感慨地说过：“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按周建人的意思，鲁迅言下所指，并非周作人本人，而是周作人的日本籍夫人羽太信子。鲁迅常常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周建人认为这是在惦念和担忧周作人，因为到1927年，军阀张作霖对北京文化界大打出手，鲁迅即为周作人担忧，致信友人章廷谦说，他希望周作人离开北京八道湾到上海，这样安全，但他不敢直接告诉八道湾这个想法，“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周建人回忆，这番话鲁迅对他也讲过。
照此看来，鲁迅对羽太信子抱有明显的敌意。1924年9月21日，即在八道湾与周作人剧烈冲突后三个月，鲁迅辑成《俟堂砖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其中谈到有重要的文物资料因遭“寇窃”而委于“盗窟”，周建人认为“寇窃”与“盗窟”均指八道湾。1927年，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铸剑》，又用“宴之敖”命名小说中那位神秘的复仇者。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鲁迅对羽太信子所表露的敌意使得某些鲁迅研究者猜测，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原因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洗澡。这种猜测的根源大概来自羽太信子本人。章川岛回忆说：“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的卧室窗下听窗。”
“听窗”一说，章川岛本人并不相信，“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而“看洗澡”一说，鲁迅儿子周海婴也予以质疑，他认为按照当时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他1970年代去日本访问，进厕所遇见女工打扫卫生，女工也并不回避他。
“听窗”、“看洗澡”等说法是否琐碎，故且不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兄弟失和后，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和弟弟羽太重久一如既往与鲁迅保持来往，感情上毫无变化。羽太芳子照样经常向鲁迅借钱，羽太重久于1925年10月7日还给鲁迅写过这样一封信：“……上月蒙兄长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以对。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一类事实表明，鲁迅对羽太信子“不敬”之事，恐怕难以站住脚。
有一种猜测颇为新奇，认为羽太信子最先是鲁迅的情人：“正当他和日本女郎羽太信子热恋时，母亲招他回家乡与朱安结婚，尔后他带弟弟周作人去日本，于是羽太信子在失去鲁迅的情况下，和周作人结为夫妻。周作人开始并不知道此事，但这却使鲁迅的内心不能平静……（后来）周作人知道了此事。于是，兄弟的手足之情就此一刀两断。”这一猜测与周作人绝交信中的语气颇为暗合，但据考，鲁迅1906年从日本返国回家结婚之前住在仙台，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他当时认识羽太信子。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看法是：羽太信子出身日本贫苦家庭，并患有歇斯底里症。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期间，羽太信子就是为他们煮饭的侍女。他们于1908年冬相识，之后不久周作人就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于第二年夏天与之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他们，鲁迅很快便回国谋职，此间颇多颠沛。1911年5月，因家庭经济困难，鲁迅亲赴日本，说服周作人回国，同年9月，周作人携羽太信子回绍兴，与故乡亲人团聚，与鲁迅一道在绍兴谋职。1912年2月，鲁迅前往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并于同年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6年，周作人也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职，兄弟二人再次团聚。1919年初，鲁迅与周作人商定，把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便于安排，周作人先将羽太信子等送往日本东京娘家，并于同年8月接回，随即住进八道湾。
八道湾的大家庭由羽太信子当家，她渐渐学会了奢侈，挥金如土，男仆女佣，车进车出，种种花样，层出不穷。据周建人回忆：“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每当看见这种车进车出的情形，“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周建人回忆，周作人不敢得罪羽太信子，只好由她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他曾经跟羽太信子争吵过，结果后者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弄得羽太信子的弟弟妹妹一道对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便再不敢造次。周建人说：“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了吵过，信了一装死他就屈服了。”学术界认为，这大概就是鲁迅说周作人“昏”的原因，也大概就是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原因。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4)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近年来，关于周作人地“附逆”问题，闹地沸沸扬扬.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地；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地；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地.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地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地.其实，周作人自己地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当汉奸.
一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地先驱者，“二周”（鲁迅、周作人）一直在文学界具有崇高威望.年兄弟因家务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但二人在文学取向乃至政治取向上，大致上还都一致.“语丝社”地成立、对“现代评论派”地抨击、对“三·一八惨案”地揭露乃至对“四·一二”大屠杀地愤怒控诉，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地侵略叫嚣和侵略行径，二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和抗议地.特别是周作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尤为激烈.至年间，他一连写下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地好意》等十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地狼子野心和侵略逻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日爱国地一片赤诚.他特别痛恨以《顺天时报》为代表地日本人在中国地报纸，说它们“专以造遥为事”（《谈龙集·香园》），“它们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地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地一种.”他称《顺天时报》为“这个天下最恶劣地东西”（再是《顺天时报》）.作为一名留日六年而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地留学生，周作人上述对日本侵华地清醒认识和愤怒斥责，不能不让人惊异和钦敬.这也和他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地奴才、汉奸形成了让人无法置信地强烈对照！b5E2R。
周作人地这种正确态度，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在《谈日本文化书》、《老人地胡闹》文中，他说“日本近来对中国地手段不但凶狠而且卑鄙可丑”，并且怒斥老牌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次疯狂地侵华叫嚣，对于希特勒地倒行逆施，也有辛辣讽刺.p1Ean。
二
周作人由反日到媚日地度大转弯，开始于《岳飞与秦桧》一文.在民族危亡关头谈秦桧与岳飞，大多是褒岳飞贬秦桧，借歌颂民族英雄来激发民族感情.然而周作人则反是.他大褒秦桧，大贬岳飞，大讲“主和”比“主战”难.在《关于英雄崇拜》中，他又大贬文天祥、史可法，重弹“和比战难”.而在《日本管窥》中，他竟然肉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犬养毅.在《再谈油炸鬼》中，他地卖国主义地“和战论”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了：DXDiT。
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民族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上地定见与道德地毅力也.
此文写于年月，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半年之后，而七·七“事变爆发一年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地铁蹄已经蹂躏东北全部与华北大部，在全国人民是益高涨地全面抗战浪涛中，周作人地这种“主和论”，听起来是多么刺耳！当时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地侵略方针，正是“以战逼降”蒋、日之间正在秘密会谈、讨价还价.周作人地这种“主和论”，不正是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地舆论攻势吗？不正是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地压力而且承认他们侵占东北、华北地合法化吗？假如说此时周作人已经萌生了降日地念头，也许并不为过吧？RTCrp。
三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月，北平沦陷，教授学者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宣布南迁.身为北大教授地周作人何去何从？显然，他是不准备离开北平地.月初他写给《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地信中，有这样一段话：5PCzV。
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此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如果周作人真能当个当代苏武，那也未尝不值得人们敬重.可惜，他连苏武地皮毛也没学到.不错，北大校方来信请他和另外三人为留校教授并请他们维护“校产”，但并未让他们采用“曲线救国”地方式.而周作人在这年冬天，已经在作“出山”（即出任伪职）地考虑了.果然，次年初春，周作人即毫不扭捏地出席了实际是日本侵略军方面主持地“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大汉奸汤尔和、张燕卿以及日本陆军部地特务分子坐到了一条板凳上.这样快地“出山”、“下水”，还谈何苏武？周作人在会上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他地出席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难怪全国舆论哗然，一片讨逆之声了.周作人当然不可能幡然悔悟，悬崖勒马，而只能愈陷愈深.一年之后，他出任伪职“北大文学院筹备员”、“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参加了日本军方控制地“东亚文化协会”.下一年，接替死去地汤尔和当上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成了名副其实地大汉奸.此后，他与汪精卫紧密联系，为日寇地侵略战争鼓吹动员，为“大东亚共荣圈”地建立奔走卖命，地确干了不少为抗日军民所不齿地罪恶勾当.在周作人后来撰写地《知堂回想录》中，他避而不谈这罪恶行径，而大谈他之被刺与日本作家片冈铁兵骂为“反动老作家”，妄图以此掩盖事实真相.其实，“被刺”也好，“反动老作家”也罢，都不足为周作人辩护.“被刺”，可能如他本人所理解，是日本人对他地威吓；但更可能是爱国青年采取地暗杀汉奸地泄忿行动.称之为“反动老作家”，只是片冈铁兵个人地言论，并不代表日本官方，何况又很快被收回、致歉了呢？jLBHr。
需要回答地问题是：以周作人那样地大作家，他难道不知道汉奸遗臭万年吗？为什么非要“出山”、“下水”不可呢？这里，至少有着这样一些错综复杂地因素：xHAQX。
第一，周作人“五四”之后，跻身名流，养尊处优，和广大平民百姓早已失
去感情联系，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抗日情绪，他虽然耳闻目见（如“一二·九”、“七·七”），但这并不能督促他走进全中国人民地抗日行列.一开始，他并未立即决定投敌，而是想躲进书斋当“隐士”.这当然是不切实际地幻想，压力一来，就“出山”、“下水”了；LDAYt。
第二，周作人地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其中起了积极地作用.“二周失和”就是她搞地鬼，周作人对她可说是言听计从、夫妇情笃.她一向挥霍无度，“二周”地双高薪收入都不能满足其需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怎么可能允许周作人象其他教授名流那样，离开北平，千里跋涉，到南方去抗日呢？她不走，周作人也甭想走.不走，又不当汉奸，她那个“高消费”从何而来？果然，年末“下水”之前，周作人生活相当清苦甚至举债度日.“下水”之后则马上修缮房舍、宴请不断了；Zzz6Z。
第三，如前所说，周作人早就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武装，早就由抗日改为媚日了.一个思想上媚日地人，怎么可能在行动上抗日呢？dvzfv。
第四，日本侵略者地威逼利诱.周作人自己承认，“行刺”事件后，他就被日本宪兵“监护”起来，失去了行动自由.这实际是以保护之名向周作人施加压力，促其早日“归顺”.至于私下里地交易，就不得而知了.rqyn1。
四
八十年代出现地“周作人热”，是一种相当复杂地社会现象.
当年正当周作人沉沦于“大东亚圣战”地深渊之际，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周作人理所当然地被送上了历史地审判台并被关进了南京监狱.解放后，他大概沾了乃兄鲁迅地光，人民政府让他“保外就医”、从轻发落了，但是，三十年间，他地作品却被打入了冷宫，谁也没有敢出版，这三十年地“冷处理”，既为周作人争得了同情，也为今天周作人作品地出版带来了可观地效益.于是，“周作人热”首先在出版界兴起，大大小小、各种名目地周作人文集、传记、作品单行本一下子涌现了几十种之多.作为“促销”活动之一种，为周作人鸣不平地文章、评功摆好地文章乃至歌功颂德地文章，便时有所见.Emxvx。
其中，并不乏周作人地崇拜者.有文学创作者喜欢他地那些冲淡、闲适地小品文、认为“炉火纯青”，“超凡入圣，读之乃“莫大人生享受”.有地甚至以此为标地，否定“匕首”、“投枪”似地鲁迅杂文和“鲁迅风”杂文，认为那只有战斗性而无艺术性.他们把周作人地小品文列为“上品”，而把鲁迅杂文列为“中品”甚至“下品“.这当然是一种十分错误地偏见.然而，一段时间内却相当洋洋乎盈耳.SixE2。
有文学研究者充分肯定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地贡献 .周作人当年倡导地“人地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获得了比当年更多地拥护者.也有鲁迅研究者充分肯定周作人对鲁迅研究地“独特”贡献，《鲁迅地故家》、《鲁迅小说中地人物》、《鲁迅地青年时代》乃至晚年写地《知堂回想录》，都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述和肯定.6ewMy。
更有甚者，有人企图从根本上为周作人地卖国投敌翻案.他们根本不顾周作人七年汉奸生涯地大量罪状，也不看周作人由抗日到媚日地思想变化，仅仅根据一些捕风捉影、查无实据地传闻，便得出了周作人降敌乃共产党派遣地谬论，撒下了一个耸人听闻地弥天大谎.kavU4。
这个弥天大谎所以颇有市场，关键是利用了人们地一种逆反心理.好象谁多年挨整谁就是好样地，谁越吃香谁就越无价值.周作人被“打”成汉奸，他一定是好人；**被捧成英雄，他没准儿才是坏蛋.看来十分滑稽可笑，实际上这样荒唐地逻辑相当流行，何独周作人评价为然？y6v3A。
必须指出地是，不仅“周作人热”是人为炒起来地，任何“热”都是人为炒起来地.中国文化市场真正成熟起来，非制止这种走马灯一般地这个“热”、那个“热”不可.多年以来，我们太喜欢“一窝蜂”了，太喜欢受“热”浪摆布了.但愿从现在开始，这些人为“炒”起来地这个“热”、那个“热”统统寿终正寝，让人们在一个安静地、优良地环境中认真看书、学习、思考、创造.这虽然超出了《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地题目，但似乎并非不是题中地应有之义.M2ub6。
《光明日报》年月日
（作者：袁良骏）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5)
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点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总体说来略嫌浮躁；中期的抄书体就沉静老练多了，如《谈笔记》、《读禁书》、《》等，都是极好的文章，其所知所见既博，摘选引录便特别精到，文字风格自然熨贴，又有高明的思想见地穿插其间，这些都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乌篷船》的行文尚可学，《谈笔记》便真是不可学了，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引述太多，篇幅过长，行文失之枝蔓，凝练含蓄不足；这些毛病到了晚期的笔记体中就都不见了，笔记体篇幅很短，一般只有三五百字，语言是浅近的文言，形式上接近古人的笔记，但从内涵上说，远非简单的古今新旧中外东西所能牢笼，往往是寥寥数语，就蕴藏着惊人的内涵，如《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某些文章，是真正做到了“枯涩苍老，炉火纯青”。
另外，我觉得特别应看到的一点是：笔记体和抄书体在散文文体创新上的重大意义。前面说了，不必问“怎么走才能通向最好”，从无路的地方寻出路来，才是大本事。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寻路人，很多人写散文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他的抄书体却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话，至于笔记以之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则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格。
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可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主要在于他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套路——散文就该这么写，创新意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周作人复杂多变的散文文体所暗示的——散文也能这么写。事实上，平淡也好，华丽也罢；情志也好，抄书也罢；长篇大论也好，短小精悍也罢，只要写得好，都行。中国历来散文最发达，因此在这方面传统的包袱也最重，难于创新，近年较有新意的散文形式不多见，“文化大散文”和“哲理散文”算是新近出现的，但一味追求“大”，不免流于空，哲理谈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总体来说并不景气，所以，周作人那种在文学上不肯降心随俗的个性与巨大的创造力，就更显得
周作人散文新论
——兼与鲁迅散文比较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陈韶麟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6)
周作人与“左联”和鲁迅的纠葛
作者：袁良骏
作者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20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ISSN：1673-2359
年：2012
卷：028
期：001
页码：60-68
页数：9
中图分类：K825.66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周作人;左联;鲁迅;交恶因缘
摘要：近年谈＂二周失和＂或周作人如何影射、攻击鲁迅等,大有人在。但认真清理周作人与＂左联＂即＂左翼文艺运动＂的关系等,本文是第一篇。周作人一直讲他是不相信群众与群众运动的。因此,像＂左联＂这样的文艺团体及＂左翼文艺运动＂,他是不可能不反对的。但他对＂左联＂的影射、攻击远远超出了理论层面。比如,周作人大骂鲁迅和＂左联＂是什么＂载道派＂,似乎是一个理论探讨,实际上,他是把整个中国革命否定掉了。他反对的何止是＂左翼文艺＂？他称＂左翼文艺＂为＂祭器＂更明显是对中国革命的诅咒。因此,周作人对＂左联＂和鲁迅的影射、攻击,称得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股小小逆流。也是周作人三十年代末当汉奸的思想渊源之一。然而,由于＂左联＂本身有一些＂左倾幼稚病＂,它受到了＂第三国际＂和＂王明路线＂的一些不良影响,因此,周作人对它的影射、攻击也不可一笔抹杀,而必须实事求是,＂披沙拣金＂。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7)
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
汪成法
2012-11-22 15:06:46 来源：《现代中文学刊》(沪)2012年3期
【内容提要】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所作。但学界不应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 【关 键 词】鲁迅/周作人/《新青年》 一 近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①，发现此书第三卷已经明确将原来收入鲁迅杂文集《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以及四十二、四十三这四篇均宣布为周作人所作，仅是以“附录”形式收入这一鲁迅著译全集了。 此前，因为周作人说过《热风》中收有原本是他所作的文字，②文学研究界曾经通过种种细节线索来确认究竟除了《随感录三十八》之外还有哪几篇是周作人所作，如余斌先生的《妄测》和张菊香先生的《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③尽管尚有争议，但经过不断的辨析，大致也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比如，《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一书就直接将《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这三篇视为周作人作品，④《周作人散文全集》⑤则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样指认了四篇。不过，印象中似乎一向主要是以研究周作人为主者才更愿意指认《热风》中有周作人作品，这次《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做法，可以说是鲁迅研究界的认可表示了。 二 据《鲁迅全集》⑥，《热风》中共有二十七篇原刊《新青年》杂志“随感录”专栏的文章，其中大多署名“唐俟”，署名“鲁迅”的只有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三这五篇，而被指认为属于周作人者恰好全部在此(五篇中唯一的例外是《随感录五十三》)，至于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所说用“唐俟”署名者则从来未被指认。 关于认定这几篇文章属于周作人的理由，研究者自然都已经给出了种种解释说明，但有些指认的理由，似乎也还值得商榷，其中尤其是根据文章思想观念、文字风格以及关键言辞等来判断文章的归属，实则相当难以确证。比如《随感录三十八》中引述了法国G. Le Bon的“我们一举一动……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一段话，而这一意思周作人后来曾经在很多文章中引用或者表达过，于是此文出于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了。然而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1925年12月8日作)中也再一次言及Le Bon“死人之力比生人大”的观点，何以见得鲁迅就不熟悉其人其文呢？何况本文中对“个人的自大”、“独异”以及“对庸众宣战”之意的张扬，均可从鲁迅早年的文章中找到对应，若非周作人自己在致曹聚仁信中明确指认了此文，说它就是周作人所作似乎理由还很不充分。又如《随感录四十二》中引述了英国乔治葛来关于利用神话骗取土著人同意修筑铁路的记载来批评中国人的“自大与好古”，而周作人一向对文化人类学颇有研究，然而，鲁迅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的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再次述及这一故事批评中国人的同一根性，可见印象深刻，其实也未必只有当年的周作人才关注、熟悉文化人类学问题，尽管鲁迅曾一再声明自己不懂英文，⑦因而自然不太可能直接阅读英国人的英文著作。 在署名“鲁迅”的五篇文章之中，随感录四十三和五十三都是关于漫画刊物《泼克》的议论(署名“唐俟”的第四十六也是关于《泼克》者)，如果第四十三是周作人所作，顺理成章地应该推认第五十三也是周作人的文章才对，何况这又是署名“鲁迅”的五篇文章之一。果然，余斌先生即将“鲁迅”的两篇论(《泼克》者均划归周作人，尽管他又以《随感录四十六》“更有‘攻击’性，讽刺的分量更重”(而非署名“唐俟”)为由将其划归鲁迅。然而张铁荣先生则仅以《随感录四十三》与周作人1919年3月2日在《每周评论》第11期上发表的《思想革命》一文相比照，认为《思想革命》的主题“正是《随感录四十三》中所表述的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于是此文出自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但他却并不认为《随感录五十三》属于周作人。然而，即使不论研究者之间的互相矛盾，——余斌先生关于《随感录五十三》的推论未被一般研究者认可，——要说这已是确证也尚觉勉强，即作为旁证也不算非常有力，实则据之仅能得出“可能”而非“必定”的结论，因为这大约都是先有了结论再去寻找的证据，其判断多多少少有一点儿“有罪推定”或者“意图伦理”的成分。其实，从《随感录》四十三、五十三这两篇文章中表现出的对西方美术史的熟悉，尤其是第四十三中以“黑色染缸”这一相当经典的鲁迅式意象比喻中国，⑧似乎更有理由确认这是鲁迅的作品。 当然，研究者的判断依据还有鲁迅与周作人日记中关于写作文章的记录，这无疑是相对比较实在的一种旁证。 《新青年》自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开设“随感录”专栏，至1922年7月1日第9卷第6号终刊，共发表“随感录”133则，其中署名“周作人”的只有二四、三四两篇，分别刊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发行)和第4号(1918年10月15日发行)；周作人后来在1921年1月的第8卷第5号又发表三则“随感录”，即第104—106则，署名“仲密”。 据周作人日记，⑨1918年8月11日第一次提到“作随感录”，次日“作随感录了”，——鲁迅8月29日日记：“下午半农来，交与二弟所译小说二篇、《随感录》一篇。”——应即《随感录二十四》；9月26日“下午作随感录一则介绍カペンタノ(凯本德)”，即《随感录三十四》；10月30日“作随感录一则予杂志”，1919年1月10日“作随感录二则”(13日“致新青年稿”)，均未见以其本名或常用笔名发表。也就是说，到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出版前，周作人日记中有记录的是一共作“随感录”五则，除去以本名发表的两篇，另外应该还有三篇可能就是以“鲁迅”之名发表的。 另据周作人日记，1919年3月12日“下午访仲甫取来新青年六之一十本”，这就是刊有《随感录》四二、四三的那一期，本应1月15日出版，事实上显然延迟至三月初了。此前收到相关《新青年》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日，五之三；12月22日，五之四；1919年1月23日，五之五；2月5日，五之六。出版日期应该各在收到前不久，因为杂志编辑部当时在北京，出版者群益书社在上海，应该是编辑部收到新刊后立即分发给各位杂志同人，也就是说《新青年》当时每期基本是延迟两个月才正式出版面世。发表“鲁迅”四篇“随感录”的5卷5号、6卷1号，实际出版日期均在1919年1月10日之后。那么，如果如前所述《随感录四十三》确系鲁迅作品，则可能的情况就是：周作人1919年1月10日所作的两篇“随感录”，其一与上年10月30日的一篇同刊《新青年》5卷5号(本应1918年11月出版而延至1919年1月)即《随感录三十七》，⑩其一刊6卷1号即《随感录四十二》。这与《知堂回想录》所说“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混到了《热风》里去”，以及前述日记中关于写作“随感录”的记录，在数字上更加相符。 三 然而，正如余斌与张铁荣两位先生所论，《随感录四十三》为周作人所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而这里的分析仍然只能是一个猜测。而如果相信《随感录》四十二、四十三均为周作人所作，根据周作人日记中只有五篇“随感录”的写作记录，则《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就可能有一篇不是周作人所作。周作人自己已经宣布《随感录三十八》是其所作，亦即日记中1918年10月30日“作随感录一则予杂志”的这一则，如此则《随感录三十七》是否周作人所作又是可疑的了。 恰好，余斌与张铁荣两位先生都没有论证《随感录三十七》当属周作人所作。未检其他研究文章，不知判断归属周作人的理由为何。而鲁迅在《热风•题记》中特别提到，集中文章，“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而《随感录三十七》正是集中仅有的关于“打拳”的议论，说此文实为鲁迅所作也有旁证。 如果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三十七》确系鲁迅所作，那么，《新青年》第6卷第2号“通信”栏内，“鲁迅”对陈铁生《拳术与拳匪——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的答复，也就是一直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的《关于〈拳术与拳匪〉》一文，应该毫无疑问也就是鲁迅的文字，因为陈铁生之文是指向了《随感录三十七》原文作者的，应该也就由原作者回答。这可以说是《随感录三十七》确为鲁迅所作的又一证据。——当然，由原作者回答质疑者是一般的通常事理，难免也就有例外的特殊情况，如，瞿秋白以鲁迅笔名“何家干”在1933年4月19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透底》一文后，文中言及的《论“新八股”》之作者“秀侠”来信辩说，“家干”的“回信”即与来信一起收入1933年10月出版的《伪自由书》，附于《透底》(未另发表)一文之后，这个回复显然应该是鲁迅在编集时所作，由其中顺笔言及祝秀侠此前对《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回应亦可证。 然而，鲁迅日记中没有关于可能写作此文的任何信息。恰好，周作人1919年3月2日日记中有“上午……作文下午了”的记录，而从其他地方又没有发现周作人这一天所作文章究竟为何、发表何地的信息，所以，依据《随感录三十七》可能为周作人所作的说法，这封署名“鲁迅”的回信应该很可能就也是周作人所作。如果不避循环论证的嫌疑，由此反推，则《随感录三十七》又很可能就确是周作人所作。 或者换个角度表述：只要如一些研究者一样承认《随感录三十七》为周作人所作，则《关于〈拳术与拳匪〉》就一定也是周作人所作，这是《鲁迅全集》中又一篇可能出自周作人之手的文章。 周作人3月3日日记又有“上午往校……下午三时返向玄同取得新青年稿纸一百张”的记录，而据《新青年》第6卷第1号所示，本卷第2期杂志正好是由钱玄同编辑，显然应该是周作人在3月3日见面时将前一天写的答复文章交给了钱玄同，然后经钱玄同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至于“鲁迅”答复后署“三月二日”，而本期《新青年》写的是1919年2月15日出版，显然事实上杂志是愆期出版。 关于本期杂志的愆期出版是很容易证明的。“鲁迅”答复之外，又如1919年2月14日周作人日记有“作再论黑幕至晚了抄至十一时了”的记录，此文即刊《新青年》第6卷第2号；2月16日，鲁迅致信钱玄同，建议将陈大齐一篇拟刊《每周评论》的文章“也登入《新青年》六卷二号《随感录》”(后未实行)，可见由钱玄同编辑的这一期杂志此时还在编辑中。直到4月19日，鲁迅在写给回到故乡绍兴的周作人的信中还说：“见上海告白，《新青年》二号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托爬翁(按：指钱玄同)矣”。据《鲁迅全集》注释，1919年4月15日上海《时报》刊有“《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的出版广告”，可见杂志是直到4月才正式出刊的，正好也是延迟近两个月。在鲁迅4月19日写信之前，4月17日下午，由故乡绍兴前往日本的周作人路经上海时“至群益书局买新青年六之二一本”。显然这是刚刚出版的杂志，周作人特意买了一本携往日本，更加可以证明本期《新青年》是4月才正式出版的了。 然而，正如鲁迅日记中显然没有全部记录自己写作《随感录》的事情，[11]周作人日记没有全部记录了自己的“随感录”写作也是显见的事实，如1921年1月发表的三则就没有相关记录，因而这里(关于他用本名和常用笔名之外的名字发表的《随感录》只有三篇)的推断也未必就完全符合事实。何况，杂志出版日期与编辑定稿日期是两回事：前引鲁迅4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言及《新青年》第6卷第2号的愆期出版，但此信接着又说：“《沙漠里之三梦》本拟写与李守常，然偶校原书，似问答中有两条未译，不知何故。此亦止能俟到京后写与尹默矣。”周作人的一篇译稿《沙漠间的三个梦》，此时拟俟周作人返京校改后再交给《新青年》第6卷第5号(标明1919年5月出版，周作人9月15日方收到新刊)的编辑李大钊已经略迟，只好准备交给第6号(原定1919年6月出版，标明1919年11月出版)的编辑沈尹默了(后刊此期)，如此似乎《新青年》当时每期的定稿时间还是大致与标明的出版时间相近的。准此，则周作人1919年1月10日“作随感录二则”就应该还是《随感录》四十二、四十三，发表于原定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1号。但如上所述，事实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新青年》并非完全按时编定，因而杂志上才会出现较标明的出版发行日期还要靠后的文章，也就是出现了鲁迅在1919年8月7日致钱玄同信中言及原定6月出版的6卷6号时所欲避免的“倒填年月”的现象。 而正是因为《新青年》第6卷第2号延期至4月方才出版，故而“鲁迅”“三月二日”的答复文字才会出现在2月15日出版的杂志上。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则《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但这四篇中，《随感录四十三》又很可能确为鲁迅所作)，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的文章。 四 反复引证的结果还是只能像其他论者一样指认五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可能有四篇出自周作人，并不能真正确定几篇文章的最后归属，这似乎很有些劳而无功的意思。但这正是本文最后特别想要表达的一点意见：确认了周氏兄弟之间存在着早年相互使用对方的名字发表作品的现象，对于尤其是像鲁迅生前收入自己文集《热风》中的这些可能出自周作人笔下的文字，似乎不应该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毕竟写作的当时兄弟二人关系密切，思想观念、文字风格都非常接近，写作中一定也还存在着思想与文字的互相交流，很多文章可能就是兄弟二人合作的结果。鲁迅编选出版《热风》已在兄弟失和之后，他既然将这些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并且在《题记》中还特别提到现在被认为可能出自周作人的文章(《随感录》三十七、四十三)，甚至直到1928年还在为《语丝》上一篇文章所写“按语”中说到“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确曾反对过”(《〈这回是第三次〉按语》，1928年4月30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18期)，也就是又一次提及《随感录三十七》，显然认为自己可以拥有这些作品的所有权及发表权。尽管事实上也可能存在着鲁迅确实一时忘记了某篇文章原本为周作人所写的现象，但这种无法证实或者证伪的推测，还是以存疑对待为好。这是谨慎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所应持有的一份特别的“温情与敬意”。 注释： ①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版权页书名作“鲁迅编年著译全集”。 ②如《知堂回想录》：“我们当时的名字便是那么用法的(即署名不分彼此)，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也是这种情形，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到了《热风》里去。”又如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信：“鲁迅著作中，有些虽是他生前编订者，其中夹杂有不少我的文章，当时《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多有鲁迅的名字(唐俟)，其实却是我做的，如尊作二一二页所引，引用Le Bon的一节乃是随感录三十八中的一段，全文是我写的。”而最早应该是1936年10月24日写的《关于鲁迅》：“(鲁迅《新青年》时代)所写《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两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来看见有人为鲁迅编一本集子，里边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写的，后来又有人选入什么读本内，觉得有点可笑。” ③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周氏兄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16页。 ④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第53、55页。 ⑤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6、98－101页。 ⑥参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如《坟》中《杂忆》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明确写道：“我不懂英文。”又如《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 ⑧《随感录四十三》：“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另如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1925年3月23日信中亦云：“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又如1934年4月22日致姚克信：“中国人……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1934年5月20日作《偶感》(收《花边文学》)一文：“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⑨《周作人日记》(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⑩《随感录三十八》不可能写得更早，因为其中涉及任鸿隽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上发表的言论，而据周作人日记，是10月29日才收到这一期杂志的：“上午往校收新青年五卷二号十册。” (11)据《鲁迅全集》注释，鲁迅日记中与他自己写作《随感录》有关的记录一共只有四次，涉及十篇：1918年9月4日，《随感录》二十五；9月26日，三十三；11月1日，三十五、三十六；1919年7月31日，六十一至六十六。^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8)
李白、杜甫和高适因为什么而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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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和高适，都是唐朝非常著名的诗人，李白称诗仙，杜甫称神圣，他们二人合称“李杜”。高适是著名的边塞诗人，与边塞诗人岑参并称“高岑”。他们三人都既有才华，又有做朝中重臣为朝廷出力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而且还有过一段被后世奉为佳话的友谊。
至于：李白、杜甫和高适因为什么而绝交？
一起来看看他们相遇、相知、相离、相别的过程，或许可以得到想要的答案。
01、 相遇、相知、想吸，成就了一段传为旷世佳话的友谊
时光回溯到唐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这一年， 43岁在翰林院供职的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实际就是给了他一些钱被免职了。
虽然仕途不顺，但这时的李白已经诗名大震，算得上真真正正的名人。他出长安后开始潇洒地四处游历，反正所到之处有朋友招待和当地名流欢迎。
这一年的夏天，李白来到洛阳，遇到比他小11岁的杜甫，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相约一起到梁宋，就是今天的河南游玩。后来两人在梁宋遇到东道主高适，高适做东，三人把酒吟诗，不亦乐乎，由于共同的诗词爱好、理想抱负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竟成了挚友。
3个好朋友中，李白43岁，高适40岁，杜甫31岁。此时李白虽从朝中辞退但已声名远播，等待再遇赏识自己的人进入仕途，而高适和杜甫在仕途上还一事无成，苦苦寻觅，李白无论从年龄上还是才学上，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高适和杜甫在李白的带领下，游历山水，围场打猎，访仙问道，喝酒高歌，吟诗作赋，玩得不亦乐乎。
三人的这一段友谊也被称为佳话。
02、为了理想和仕途各奔前程，一场安史之乱，改变了各自的命运
游玩归游玩，正事还是要干的。对李白、高适和杜甫来说，所谓的正事，就是寻求进入仕途，高官厚禄之路。
于是，三人分别，各奔前程。
时光匆匆，转眼10年以后，他们三人在仕途上的身份地位发生很大变化。
李白辗转蹉跎，在永王李璘的再三邀请下，投奔在永王李璘的幕下。杜甫几经周折，才当上一个专门管理兵器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高适则进士及第，一路高升，成为三人中最有前途的一位。
想不到随后爆发的一场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三人的命运，也让 10年的友情增添了别样的味道。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在南方避难的李白受永王李璘邀请投其帐下，很不幸的是，永王李璘伺机叛乱，已经被朝廷安上了叛乱者的头衔,而李白竟然不知道，一头扎入了火炕。
此时此刻高适也不会知道吧，他奉旨平定李璘叛乱，李璘战败而死，他的好朋友李白就在叛军中，被作为叛党被抓，关进浔阳狱中。
当时被囚禁在安禄山叛军营中的小弟杜甫，也不会想到，他的大哥李白被二哥高适的手下，被当做叛党被抓进了监狱中。
后来，杜甫从叛军军营中逃出，投奔唐肃宗，被任命为小小的左拾遗，后来又因上书为触怒皇帝的官员房琯求情被贬。而高适则因讨平李璘和平定安史叛军立下战功，先后担任蜀州刺史、山南节度使，并进封渤海县侯，成为3人中，乃至整个盛唐的著名诗人里，官位最高，仕途最为显赫的一个。
真是造化弄人，昔日被传为佳话的3个好朋友，命运竟然如此的不同。一个关进监狱，一个被贬，一个高官厚禄。
03、 不同的命运下，曾经那段让人传为美谈的友谊怎样维系
“走着走着就淡了，回忆都散了”，命运的不同，3人的友谊真的像歌中唱的这样，淡了，散了？亦或像提问的一样，绝交了？其实也不尽然。
看看李白和杜甫的友谊，没有散也没有绝交。李白被关进牢里，杜甫很着急，他写诗为李白打抱不平和辩护，说李白投奔永王李璘帐下，只是讨碗饭吃而已，并没有什么野心，还喊出“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心声，后来，不论李白被流放夜郎还是被赦免，杜甫都写诗表达自己的关心和牵挂之情，可见他们的友谊是患难见真情，长长久久的。
再看看高适和杜甫的友谊，却是情真意切，一直维系到老的。杜甫被贬后，生活困顿，高适从始至终和他保持着联系，并在生活上经常接济他。特别是杜甫旅居在成都草堂时，贫困潦倒，几度陷入断炊的绝境，是高适时不时地接济他，让他度过难关，后来杜甫在诗中写到:“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也见证这段友谊并没有绝交。
最后再来看看高适和李白的友谊，在李白被关进监狱以后，确实就不在来往了，也可以算是绝交了吧。据说李白被关后，曾写过一首求救诗给高适，希望高适能够搭救自己，但高适对李白的求救无动于衷。李白的妻子宗氏，也到高适的府上求见，让他救救李白，开始高适也避而不见。从此，李白和高适就再无交集，不在往来，友情也就从此断绝了。
04、人世间的无奈有许多种，最无奈的一种叫做：见死不救
有些事，不是自己想做就可以做的，人世间也有很多做不了的无奈，其中有一种无奈，叫做对朋友见死不救。
李白被关了，高适见死不救。为什么？
先看看此时的身份，高适是唐肃宗重用的大臣，前途无量，而且对于已经50多岁的高适来说，这份荣耀来之不易，是拼尽全力才得来的。
而此时的李白怎么样？是唐肃宗眼里非常痛恨的叛党，是逆贼，是阶下囚，人人都想讨好唐肃宗而将他杀了。
站在政治对立面的两个人，还能成为朋友吗？
如果高适不顾自己的前程冒死救他，结局也许会有两种，一种是唐肃宗给了高适面子放了李白，但因心中不快，以后就不会再重用为叛党说情的高适。另一种糟糕的情形是触怒了唐肃宗，既救不出李白，自己也被贬职。
对高适来说，无论那一种结果，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有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
所以，他只能牺牲曾经与李白的友谊，保全自己。
自古忠义不能两全，一场友谊就此断送，很无奈，也很遗憾。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9)
浅析鲁迅和周作人散文的日本文学经验
作者：邹雪梅
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03期
内容摘要：鲁迅、周作人为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试图以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为一个原点，挖掘其对于鲁迅、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鲁迅 周作人 《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和周作人都曾留学日本，难得的生活经历带给他们全新的观念，心灵的冲击，精神与情趣，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宽阔的思路与空间，也给新文学的蓬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日本留学经验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以鲁迅在1924年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一个“原点”，挖掘这一“原点”之于二周散文的特殊意义。
1924～1925年，鲁迅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著作的文艺理论《苦闷的象征》和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达到了高潮。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出了象牙之塔》中厨川白村指责了国民的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痛陈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和卓绝的人物。而这一时期适逢鲁迅、周作人人生最仿徨、苦闷的阶段。鲁迅遭受了兄弟失和、大病、被革职、打官司……与许广平恋爱又饱受非议。周作人避祸日本友人家中，有家不能归，况几年来一直与长兄形如参商。心里身外，障碍交困。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首先，是对个性表现的充分重视。厨川白村这样诠释创作：“在里面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所以也就可以说，自己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个性的表现，个性的表现，便是创造的生活了罢。”“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他极力主张宏扬、表现个性，只有这样才能成其为文艺上的创作。这与鲁迅推崇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和周作人“言志的散文是个人文学之尖端”的观点甚为相合。张扬个性、抒写自我成为鲁迅、周作人进行文学创作努力的方向。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10)
周作人说鲁迅小说《阿Q正传》
维姆·茨维斯
【期刊名称】《名作欣赏》
【年(卷),期】2004(000)005
【摘要】我与《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不大容易，但是因为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够加上一点说
【总页数】2页(1-2)
【关键词】周作人;鲁迅;小说;《阿Q正传》;文学评论
【作者】维姆·茨维斯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鲁迅夫从笔下的鲁迅与周作人 [J], 许广平
2.也说鲁迅与周作人 [J], 唐德亮
3.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 [J], 李怡
4.论文学中性描写的审美标准—从周作人的《沉沦》谈起 [J], 蔡之国
5.鲁迅周作人的文学语言观比较 [J], 叶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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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11)
鲁迅与周作人的恩怨
作者：陈伍莲;
作者机构：;
来源：民国春秋
ISSN：1006-592X
年：2001
卷：000
期：005
页码：P.33-36,19
页数：5
中图分类：K258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鲁迅与周作人;《新青年》;周氏兄弟;八道湾;《欧洲文学史》;《狂人日记》;中国新文学;《人的文学》;封建礼教;小说创作
摘要：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是两个非常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烟花般逝去，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２０世纪思想、文化的中心点上。鲁迅（周树人）与周作人是排行老大、老二的亲兄弟，曾经相伴成长，同窗共砚，长大相携赴日，寻求真理，以后都能“辣手作文”，享有盛名。然而，中年反目，至死不相往来，更是成为２０世纪文坛的一大谜案。此后，各奔东西，日行渐远。同为“五四”时期的启蒙者，走出了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真可谓“才子兄弟，冤家手足”。 一、长兄如父弟相随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小鲁迅３岁，他能成为民国时文坛上的中心人物，除了他自己聪明好学、勤笔不辍之外，还得到了长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12)
[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一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
这本书完稿后，我到西山住了两日。我曾打算绕到香山碧云寺一带，寻访周氏兄弟当年的足迹。然而这愿望却未能实现。我住在八大处的大悲寺里，第一次感受了佛门的烟火。夏夜的西山凉爽极了，从山顶遥望北京城，有着说不出的感觉。那一刻我想起了鲁迅到山上为弟弟周作人送佛经的故事，似乎隐隐觉出其逃逸人间的悲苦之心。然而，周氏兄弟，还有我们这些后人们，都是人间的过客，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罩在尘世里。人生是极苦的，在大悲寺里，看到虔诚的人们顶礼膜拜的场景，我感到了生而为人的无奈。这感觉，周氏兄弟恐怕比我们要深刻、要高远吧?但他们不是佛，也不是普通的常人。在山上的几日，我突然感到，周氏兄弟，似乎是介于佛界与俗界间的苦渡者。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地袭扰着我，以致使我觉出自己写的这本书，并未真正还原出主人的精神原态。我很有些后悔自己的草率，在大悲寺悠然的诵经声里，我感到了心头的茫然。
我无法说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回到城里后，一时间竟什么也不愿做，什么也不愿想。坦率地说，当我试图沿着历史的旧迹去复原历史的过程时，我发现其实自己并不真正地了解过去。历史积下的尘土太多，要画出历史人物的灵魂，有时就不得不做一些铲土的工作。中国向来是以史学的博大而著称于世的，但我们的史书里，却有着那么多虚假的东西。鲁迅当年痛恨旧史书上的瞒与骗，便是对国民旧的积习失望的结果。所以，这本书如果说还有值得看的地方，那便是自己写作时的真实感觉。我把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告诉给了读者。它记录了我与已逝的灵魂交流时的心态。
鲁迅与周作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被扮成神与鬼，兄弟间不同的身后命运，仿佛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迎神容易接鬼难，中国人向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要还原历史是一件极苦的劳作。此书完稿的那一瞬，我竟没感到丝毫的轻松，仿佛自己身上也带了鬼气，不知是在解析历史呢，还是历史在解析我。我曾和自己的朋友说过，在我的身上，附着两个灵魂，一是鲁迅，一是周作人。这很类似周作人所说的两个鬼。有了这两个灵魂，便常使我徘徊于崇高与平凡、悲慨与闲适之间。我不知道为何选择了他们，心灵深处长久地缠绕着这两颗痛苦的灵魂。这本书的问世，便是我心境的一次袒露。我的一切信念与焦虑、希望与苦诉，都弥散在这些枯燥的文字里了。
听说在一些高校里，鲁迅与周作人，已成了许多人不屑一顾的古董，而主义，思潮，正在征服着一代青年的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应感谢吧?但实际上是，这古老的土地，还生着周氏兄弟时代那样的丛林、那样的儿女，我常常怀疑西洋的学说，能否真正概括中国的事物。相反，倒是周氏兄弟那里，却写着我们民族的谶语。这是我们无法挣脱的劫运，而在这个劫运里，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与周氏兄弟重逢着、交流着。在这个基点上重新去认识周围的一切，包括对西洋知识的认识，总比单一性要丰富一些、热烈一些吧?
其实，鲁迅与周作人，是历史上不易重复的两种文化人标本。我相信不久的未来，文化人对他们的兴趣，会更大一些。周氏兄弟的真正价值，是中国人生存危机以及向这一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进入现代以来，还没有哪些作家，像他们那样，折射着如此复杂的文化之光。这光泽今天依然在延续着，它实际已消融在当代文化的新的震荡之中。
几年来，陆陆续续写了几本关于鲁迅的著作，它耗去了我青春时代最好的时光。我毫不后悔这样的选择。也许，明天我会去做些别的什么，但不论命运把我带到哪里，鲁迅兄弟的余影，大概都将永随着自己吧。这也是一种宿命。
这里，我感谢我的朋友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给我的帮助。王得后、王世家、张杰、高远东、黄乔生，他们或从思路上，或从资料方面，给我以支持，这些鲁迅研究界的学人，在过去的岁月里，给过我无数真诚的抚慰。我将永远记着。
历史不都写在书里，还写在无词的言语中。在这有形无形的时空间，我感到了生命的律动。无论这律动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我会珍惜它带来的一切。正如同珍惜已逝的青春一样，在向它挥手的那一瞬，我意识到了今天的意义。
作者于北京城南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13)
鲁迅弟弟周作人简介 周作人真的是汉奸吗？
早年经历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字星杓。后因应考，改名奎绶。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校间，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为作人，号朴士。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虽然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留学回国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在“非***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抗战时期留平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神秘枪击案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建国前后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作人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却是事实，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张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上书毛**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泽东批了：“照办。”翻译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爱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之后1966年5月，**开始。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成就贡献翻译经典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 (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有些没有结集的日本文学中短篇译作散见中国和香港传媒。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批准)，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和《浮世理发馆》(日文《浮世床》)等。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他觉得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14)
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想而知，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
据周海婴讲：八道湾的房屋高敞，是被称为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个“不”字……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就这样，父亲也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八道湾。祖母受不了这冷酷的环境，也从此住到了长子的新家。八道湾这所大宅终于称心如愿，为周作人夫妇所独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统天下。
因此，独自住着八道湾高敞的三进的大房子，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羽太信子，怎么肯放弃这样优越的生活去逃难？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日本的军队，她就更没有必要逃难了。据香港凤凰卫视6集专题片《周氏三兄弟》讲：“一有风吹草动，太太会在八道湾周宅门口挂起太阳旗，昭示里面住的是日本侨民。”
2、性格软弱的周作人一味牵就羽太信子，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是奈何不了她的。
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批评周作人“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
俞芳在《谈周作人》一文中说，太夫人认为：“老二待信子很好，这是好事，但看上去老二对她有点过分牵就了。这种情况，在绍兴时就存在，但不太明显，而且信子是日本女人，新嫁到人生地疏的绍兴，老二又不常在家，他让她几分，也是应该的。况且她有病。谁知信子到了北京，做了当家人，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弄得全家不得安宁。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有点怕她似的，这是老二性格软弱的缘故。”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引用周作人的母亲和邻居俞芳的谈话说：“祖母在与俞芳她们聊天时，谈得最多的是二儿子周作人。老人家说，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吵闹起来还要发作晕倒，起初大家不懂这是什么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说这不要紧的，在日本东京也时有发作，等一会儿就好。可是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从此就处处顺着她，种下了信子飞扬跋扈的根源。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
鲁迅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周作人为了牵就羽太信子，曾经牺牲和兄长鲁迅的手足之情，由此可以联系到周作人也可以为了牵就羽太信子而牺牲自己的民族气节。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里有一段叙述也可作为周作人是因为被为家庭所拖累而不能南迁的证明。“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份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周作人在回信中的意思是，自己因为药顾及家小，所以不能南下，只能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3、为了满足羽太信子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迫使周作人为了经济目的放弃民族尊严而沦落为遭人唾骂的汉奸。
先看周作人在1938年附敌前的一段时间里的日记中的一些记载：
10月6日：“金城银行通知，昆明9月14日汇300元。还煤店欠帐”。
10月7日：“至金城取款，往孔德还前借之150，……还米店欠帐”。
11月22日：“至金城取款，……下午付工资一个月20元，……又还静子35元，尚欠20也”。
不仅在煤店、米店欠帐，连女儿处也负了债，这都说明生活的困窘。日记中同时又有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显然经济紧张的一个原因是不善安排。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一代文坛大师周作人就这样为了“家小”和“啖饭之道”，以至于沦落为汉奸文人。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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