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领导”中西方领导差异比较

中西方的“领导”中西方领导差异比较

　　中西方的“领导”中西方领导差异比较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领导”动词的意思是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名词意思为担任领导的人，这和英语中的领导――kader基本相同(1eader的意思是领袖、首领、指挥者甚至首席演奏者)。在美国，“领导”指的是行动者，常常是企业经理。

　　可在汉语口语中，“领导”的意思却演变了很多，它不单指某位领导，也指级别、官阶、权力，形象地讲，是自己依赖于或者有求于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官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员，只要他们有权力或者代表权力，也可能是级别很小的人。他们受感谢多，被人推崇，连讲话时间都长，尽管他们不太会演讲。在公众场合，观察东西方这方面的差别很有点意味深长。

　　领导最先登台

　　开场会需要致辞。在中国，领导总是第一个上台，如果是行业会议就是行业的主管领导，如果是地方会议就是地方领导，谁官大谁讲话时间最长。这成了长久以来形成的规矩。而在西方，讲话长短、上台先后是根据参会者与会议关联大小而定的。

　　几个月前我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中国的投资会议，纽约市的副市长是参加那次会议最大的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级干部，坐在前排。他是主题发言者之一，却没有被安排第一个出场。轮到他发言时，他稍微拖延了点时间。这时那个温文尔雅的主持人出现了，他故意站在讲台前，明确地暗示副市长超时了。见副市长仍然没有结束的意思，他就找了一个提问的间歇，对话意正浓的副市长说：我现在需要你下台了!

　　主持人说这话时面带微笑但语气坚定，让所有听众都明白了他维护会议秩序的决心，他不会因为副市长而破例。那副市长也很配合，匆忙结束自己的演讲，安静地走下台坐回到自己座位上。

　　看到这个大个子顺从地走下讲台，我当时感触特别深。这让我看到了美国人不崇尚官僚的传统以及做事效率，任何被邀请的人都要遵守时间，美国人在这点上做的甚至比其他西方国家还好。在国内开会往往都不能按时开始和按时结束，常常是领导迟到，或者主持人不敢维护正常的秩序，让领导们讲废话时间太长，压缩的都是一些小人物但却是实质性的发言。

　　领导被感谢最多

　　在国内会场上，主持人讲话千篇一律。首先是感谢一大堆在坐的各位来宾，而且一定要从头衔说起，当然也是从最大的说起。他会逐一念每个出席会议领导的名字和职务，那常常是最耗费时间并且最乏味的时刻。

　　国内的领导无论在何人口中都是被引述的对象。领导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无论是行业会议还是颁奖大会，或者运动员表彰大会，领导都是被重点提及的。好像那些个人通过长期研究发明的成果与运动员通过刻苦训练取得的成绩，都和那些不知在岗位上呆了多久的领导有关似的。

　　在同样的场合下，西方人要简单得多。他们开场白即使提及领导也仅仅是几个位居前列的显要人士，而不是像我们那样恨不得把每个要人都提一遍。西方人的名字写出来、念出来都比中国人的长，如果每一次会都要说出领导和嘉宾的名字，念起来也要几分钟，枯燥无味。

　　法国人比较喜欢简单提及被邀请的官员，但不是一味地感谢。美国人开会则很少提及，对他们来说官员远没有那么重要，至少比起企业家来如此。但不论怎样，西方人都不会忘记以女士们先生们开头，总是把女士放在前面。这一点和中国人只分官阶大小不分男女性别的开场白截然不同。

　　领导致辞而不是讲几句话

　　请嘉宾发言时，国人显得格式化，只要是领导都叫致辞或者讲话，无论其发言是两分钟还是半个小时，无论他们有无书面准备，无论他们的发言是否与会议主题相关。西方人则简单，就说请某某人讲几句话，而不像中国人那样一定要把“致辞”这个词说出来。其实国人的讲演能力普遍逊于西方，即使讲几句话都得要发言稿，而法国人什么都不要就可以站在那儿说半天。

　　我曾经参加了美国马里兰州商学院的商业计划书大赛，是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美国人邀请的几乎全是企业界的，没有一个国内教育部门的领导，甚至没有清华的系领导，自然也就没有中国式的领导讲话。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小人物的态度，这和中国举行大型会议时的情形正好相反。会议结束前，他们首先感谢的不是领导，而是临时招来为会议服务的学生、同声传译以及其他服务人员，让大家以掌声向他们致谢。

　　那天那位活泼的美国女主持人甚至将负责饮料小吃的学生请上台，让与会者向他们致意。

　　领导还有拎包的

　　为领导拎包绝对是中国特色。因为无论英语还是法语中都没有“拎包”这个词，这意味着西方语言里没有这个意思，生活中没有这个习惯。如果问及法国人他们领导有没有让人拎包的习惯，他们一定会反问为什么领导自己不拎包?就跟我们对他们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后，他们会反问愚公为什么不搬家一样!

　　在西方的“旧社会”，比如说在十九世纪前，他们主仆界限分明，王宫贵族出行前呼后拥，自己是不拿包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都是平等相待，尤其是西方政治进入民选的时代，无论政治家还是企业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公文包都是自己拎着。

　　我与法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有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会谈，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拎包，自己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并认真地做纪要。而中国的企业家只要有秘书随行，全是秘书拎包，秘书常常拎两个包――自己的和老板的。一手拎一个公文包的样子肯定怪异，所以中国商务代表团常常引来异样的目光。这让我想起《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就是因为西装革履却自己扛箱子，没有跟班，才招来国民党特务怀疑而被捕的。

　　另一个记忆犹新的画面是有关法国前总理朱佩的，在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手里拎着一个超市的塑料袋。在几分钟的对话中，朱佩始终像去菜市场购物的老百姓一样坦然地拎着塑料袋，并没有叫随行人员替他拿着，而旁边的保镖和手下也没有一个人提醒他注意形象，更没有眼疾手快地将塑料袋拿下。

　　领导坐的是首席

　　领导经常要出席宴会。讲到宴会上的形式，那国人真是大有特色。一旦有领导应邀来吃饭，中国主人进屋后通常会确定一下哪里是主位，然后空着等待领导光临，无论多久也要虚位以待。假如碰上个低调的领导，官阶又不大的话，双方还会推让拉扯一番，最后总是领导拗不过主人的盛情，顺水推舟地坐到主位上，还不付账单。

　　法国人进屋后也会确定哪里是主位，然后站在那儿把酒聊天，等大家到来。人到齐了后他会当仁不让地坐在主位，而把领导安排在客人中显要的位置。西方人请客吃饭没有推让，没有拉扯，那是真正的客随主便。越高层次的人越是如此。这样一来，同级别的人一般不会因为座次闹别扭。这成了一个习惯，因为如果他自己设宴也会如此。所以那里没有“我是付账单的”说法。

　　在西方的宴请中，坐在首座的人一定是那个付钱的人，他会把领导和商界的人分配在他左右，以便两边都能照顾到。既然他花了钱又是他发出邀请，那他就得坐在明显的位置让来宾一眼就明白主持人是谁，至少让服务员知道应该找谁要钱!

　　在法国还有饭前尝酒的习惯，主人就是那个确定选什么酒、并惟一品尝酒的人，这几乎成为一种仪式，等他点头侍者才给大家到酒，而且一定是从女士们开始。男士们是排在女士后面被服务的，而最后被服务的则是坐主座的那个人。所以法国的侍者一开始就搞清了谁是付钱的人，事后会很隐蔽地将账单呈上，不会像国内的服务员一样拿着账单不知道找谁。

　　造成这种混乱的是我们自己的陋习，而且积重难返。在中国的宴会上，最先要给被奉为上宾的领导到酒，无论是男是女，分菜的时候也是先给他上，然后才是其他人的份儿。即便是高级饭店，国内女士也是被忽略的对象，无论怎么提示，服务员都记不住。

　　领导应该吃得最多

　　在和领导吃饭这件事上，中西方的差距很大。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在这点上做得比我们得体，吃得比我们健康，花钱没我们铺张。

　　比如，菜上来后，国内的习惯是领导不动筷子其他人就不吃，领导即便不在本桌，他不吃，本桌的人也不吃。而西方人不在乎领导吃还是不吃，他们无需谦让，会主动夹菜的。细心的读者可以观察到，在一个有几十张桌子的中西方人都参加的大型宴会上，领导讲话时先吃东西的，往往是平日里彬彬有礼的西方人。

　　西方人要敬酒的话，就提议大家共同举杯庆祝一件事；如果为了敬某个人，也请大家共同庆祝，很少人为领导干杯。不像我们每人都要敬领导一杯，别人反过来还要回敬，结果敬来敬去没完没了，菜也凉了。我的一个东北朋友告诉我，无论自己还是别人请客，一敬酒就忙得吃不上饭，敬酒的间歇还要琢磨下一个敬谁，不能忽略和冷落谁，常常一桌子菜剩在那里，但大家又都要面子，没有一个人打包。

　　有一次我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代表团在巴黎跟法国人一起吃饭。在坐的中国人有好几个是地方分行的行长，随行的女士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又坐在不显要的位置。但那些优雅的法国侍者仍然从她那里开始上菜，我看了很有感触，心血来潮地说，在中国习惯上先给上菜的都得是领导。法国人听了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下突然问我：那是不是根据官大官小上菜的分量也不一样?这话翻译过去后满屋人哄堂大笑，那几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行长也都笑出声来。

　　法国人的问题很合乎逻辑：既然中国的领导什么都优先，那他们自然该多吃些才对!

　　中西方的“领导”中西方领导差异比较

　　观察国际秩序的变迁，往往要拉开较长时段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变化的动力与脉络。从当下回望，距离我们最近的国际秩序“断裂带”仍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从那以后，冷战后形成的美国一超主导、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开始明显质变。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快了既有国际秩序的松动与瓦解。身处历史洪流之中，我们需要超越中西政治与学术话语的差异，准确分辨国际秩序变动的方向以及中国在其中的方位，由此才能争取一个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国际秩序。 

　　一、重叠与差异：中西话语体系中的国际秩序 

　　秩序是人类社会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形成的一套对各自行为边界的安排，是社会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与关系。我们身处某一秩序之下，行为就会受到这些安排的约束。在秩序之中，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做什么事情会受到什么奖励，做什么事情会受到什么惩罚。国际秩序是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形成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和关系，也是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行为边界的安排。国际秩序有时通过秩序当中的各个行为体都接受的共有观念来实现，有时则通过更为正式的规则或机制来实现。当国际行为体都接受同一套行为模式和关系时，国际秩序就比较稳定，国际关系就比较平静。当各方试图打破业已存在的关系和行为模式时，国际秩序就会动荡，国际关系就比较混乱，甚至可能爆发战争。基辛格对国际秩序有着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秩序“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为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

　　对于当前国际秩序，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使用比较频繁的提法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突出了国际规则在生成和维护国际秩序当中的作用。此外，中国政府和媒体也经常使用“现行国际秩序”的表述。 这一表述从字面上看比较中性，并未突出秩序背后的权力、规则或者价值色彩，但是中国官方在阐述这一术语的内容时强调的仍然是其规则内涵。“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立的，其最根本的原则是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现行国际秩序”的提法强调的是二战后形成的一整套现代主权国家间的行为模式和关系。这种国际秩序观大致是一种“有限制的现实主义国际秩序观”，其现实主义色彩表现在这种国际秩序观强调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单元。所谓“有限制”是指，这种国际秩序观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权力竞争、不安全感可以通过一套民族国家间的制度安排来缓解。这套制度安排始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二战后高度成熟。

　　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描绘国际秩序时常用的术语是“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西方学界从演进历史、制度设计和价值观三个层次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已有大量论述。

　　首先，从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看，西方学界认为，伴随19世纪之后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国家”崛起，英美开始推动贸易开放、金本位、航行自由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制度。一战后的“十四点计划”、二战期间的《大西洋宪章》是对这一秩序观的进一步发展。二战结束后，主要战胜国曾试图共同缔造一套共同的国际制度，但是很快冷战爆发，西方阵营开始独自建立其制度、规则与规范，由此形成的秩序就被称为“自由国际秩序”。 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国际秩序”逐渐向西方国家以外扩展。按西方观点，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秩序”扩展成为全球秩序。

　　其次，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西方学者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是由一系列繁复、有时甚至互相冲突的国际制度组成。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其研究报告中将这些制度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国际经济制度。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等。其他安排还包括重要的地区经济与双边经济条约，以及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发展机构等。国际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壁垒与障碍。二是政治-军事安排。如各项集体安全机制（如军备控制、建立信任措施）、重要的地区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同盟体系等。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大规模入侵、限制国家使用武力。三是正义与具体问题解决机制。包括联合国框架下的人权领域的规范、条约、制度，还有各类范围极其广泛的功能性制度安排（例如全球气候制度、各类行业国际标准、国际协议、国际组织）。这些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好的治理。

　　第三，从价值观角度看，“自由国际秩序”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在秩序中的主导作用。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国际秩序层面的表现主要有三点。其一，强调“开放”。作为一种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而非国家才是国际秩序的基本单元和最终目的。其二，强调“规则”，突出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国际机制的正面作用，在外交实践中强调多边主义、谈判、协商、共识。其三，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唯一正当性”，认为这一理念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些理念叠加在一起，在政治上就导致“历史的终结”等观点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等主张的兴起；在经济上推动了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减少甚至消除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管制，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资金、技术、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助推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在全球治理方面，这种国际秩序观强调全球公域（如海洋、网络等）的开放性，试图阻止民族国家在这些场域“行使主权”。

　　对比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观，可以发现双方在指称和描述国际秩序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术语，但是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又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共处于同一套国际制度之下，只是双方对这套国际制度以及由这套国际制度所支撑的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已。仔细辨别双方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制度设计甚至内含价值观的看法，可以看出双方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理解既有重叠，又有差异，而且重叠部分明显大于差异部分。

　　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无论是中国所说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是西方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都建基于二战后由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战胜国共同奠基的国际制度。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基本被排斥在这套国际制度之外，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制度，并参与了国际制度的发展与建构过程。无论对国际秩序的称呼如何不同，中美等主要大国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中国与西方国家对于国际秩序历史演进的主要认识差异在于，中方强调本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就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奠基者，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邀请”加入这一秩序的“后来者”。

　　考察西方国家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内容，其与中国眼中的现行国际秩序有相当大的重合。从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到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重要的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安排，再到各类军备控制条约、气候变化协定，从中国视角看都是现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从西方视角看，这些内容也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当然，中美两国对支撑国际秩序的部分制度的态度确实存在差异。例如中国虽然并不反对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但是显然并不认为这些同盟体系是国际秩序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同样，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倡导的国际组织、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也不被美国认为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此外，即便中美双方都接受某些国际规范，但是对其诠释也不尽相同。例如中美都支持“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对外国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及在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相关权利都有不同理解。

　　从秩序所蕴含的价值观层面看，现行国际秩序对“规则”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国际秩序的相对公平。国际规则虽然仍主要体现强国之影响，但是强国在国际规则中也无法为所欲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际秩序的公正性。特朗普政府之所以热衷“退群”，就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无法为所欲为有关。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理念所支持的“开放”原则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中美等国在其中都享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中国也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在国际体系中和平发展，经济规模以及14亿人的生活水平都超越了不少国家，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也明显缩小。这种和平发展的空间，在历史上那些以硬实力为国际秩序基本塑造动力的国际秩序中是很难实现的。换言之，现行国际秩序对国家发展提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包容性。西方国家有关国际秩序中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也是支持的。与此同时，中国对另外一些自由主义理念，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则无法接受。中国认为各国应当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反对将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反对将某些西方价值观念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

　　综上所述，中国与西方话语体系内的国际秩序既有重叠，也有差异，重叠的部分大于差异的部分。中国实际上赞同很多源自西方自由主义的具体理念和政策。正如汉斯·昆德纳尼指出，与其说中国与俄罗斯要挑战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不如说中俄两国在主张与西方国家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秩序，或者说两国反对西方国家近年来在人权等领域改变秩序的做法。中西方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差异在于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中国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反对过分削弱民族国家权力。换言之，中国支持的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形成具有某些自由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秩序，而美国支持的则是由其领导的、将西方自由主义原则渗透到全球各个层次（最终直抵个人层次）的国际秩序。 

　　二、破裂与再造：国际秩序的危机与演进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现行国际秩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西方国家认为中俄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种种政策以及英国脱欧等事件也在西方世界内部强烈动摇了现行国际秩序。

　　围绕现行国际秩序的第一个矛盾是，西方国家认为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在现行国际秩序内部崛起，对现行秩序构成了挑战。这种论调当然只是西方某些国家的观点，中国对自身发展与现行秩序的关系论述得非常清楚——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然而由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与西方国家有显著差异，西方国家认为中、俄等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家，故倾向于认为中、俄的崛起必然将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西方国家近几年大幅调整对中俄的政策，导致现行国际秩序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紧张状态。

　　西方国家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两个关于国际秩序的重要问题。其一，现行国际秩序是否必须是一个由美国和西方领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美国学者自己也承认，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个“自由霸权秩序”（liberalhegemonicorder）。在美苏冷战开始之初，美国就将支撑这一国际秩序的诸多制度安排看作冷战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4月出台的NSC-68号文件是全面阐述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政府提出要在全世界建立“规则、规范、制度和多边合作”，并将其视为遏制苏联的最有力工具。美国学者也并不讳言建立“自由国际秩序”与推进美国国家利益两者之间的关联。当美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下降时，西方世界就倾向于认为这一秩序遇到了巨大挑战。其二，现行国际秩序虽然具有诸多自由主义特征，但是否必须是一个由国内奉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所组成的“俱乐部”？换言之，自由主义究竟是现行国际秩序所蕴含的一个价值取向，还是那些“有资格”构建国际秩序的国家的身份要求？如果“自由主义”体现为行为原则，那么只要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其倡导的制度能体现“开放”“基于规则”原则，那么这个国家就应该可以参与建设这一秩序。这也是中国可以接受的。然而在近年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当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等倡议后，美国政府和战略界精英普遍抱持怀疑甚至拒斥态度。之所以出现这一态度，部分原因正是美国战略界将“自由主义国家”身份视作建设国际秩序的“资格”。中国在其眼中不符合这一身份，因此也就没有这个“资格”。

　　围绕现行国际秩序的第二个矛盾是，西方世界内部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快速上升。事实上，西方国家自己反而成了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者。过去三四十年，全球化得到了空前扩展。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输出资本、技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越来越长。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在发达国家国内未能形成有效的正向回馈，其中低收入阶层存在比较普遍的利益受损情况。从地理范围看，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在冷战结束后完全融入世界产业分工当中，对美欧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虹吸”效果。从技术革新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技术变革门槛低、复制快，进一步加速了发达国家产业外流。面对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的问题，美欧国家选民只能期待通过领导人更替和制度变革来改变国内困境。实际上2008年奥巴马作为一个政治经验很少的政治新人当选总统，2016年特朗普作为政治“素人”依靠民粹主义当选总统，都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两任总统都试图加强国家和政府在经济社会运行当中的作用，以便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保护国内的弱势群体。奥巴马政府推动全民医保、推出“出口倍增计划”、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国国会通过“买美国货法案”，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则更是要激进和极端得多，其推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架空世界贸易组织，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对中国大搞摩擦和施压。这些政策的实质都是加强国家和政府的作用，重建国家之间有形边界（如美墨边境墙）或无形边界（如更高关税、更严格的移民政策、更多的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等），以管控全球化冲击。

　　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扭转特朗普的极端措施，但是美国政策也不可能回到2016年之前甚至是2008年之前。即将在拜登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杰克·苏利文（JakeSullivan）在2018年6月撰文指出，“现在已经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人民现在需要政府帮助去解决大问题。”民主党可以从“老民主党人”（OldDemocrats，指民主党进步派以及传统的新政民主党人）的左翼政策假定出发，对其加以改造，以适应当前时代的特征和条件，并形成民主党对当前美国面临问题的回应。 202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也包含着 “支持制造业回流”“不对外包就业机会的企业进行公共投资”等政策主张。未来拜登政府在美国与全球的经济关系上或许面临三条路径。其一是大致维持现有的美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同时做一些小修小补。不过美国国内各界恐怕不会满意这种状态。其二是美国与发达国家达成更高水平的经济自由化安排。中国等国家要么被排除出去，要么被迫按照美国标准努力“达标”。不过，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未必能接受这类更高水平的经济自由化安排。其三是采取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经济路线，推动美国自身的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拜登政府如果采取后两种路线，都将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新的影响。 

　　三、辨势与塑造：中国在国际秩序变局中的选择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获益者，对现行国际秩序整体满意，真诚希望国际秩序保持总体稳定，同时也愿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如此，国际秩序的变革并不完全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国际秩序是否要发生变化，而是国际秩序将如何变化。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变迁的自变量之一，如何看清秩序变化的方向、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如何在现行国际秩序的演进中大致保持秩序的平稳。国际秩序的变迁本身无法阻挡，中国面临的更重要的任务可能是如何让这一变迁的过程比较平稳、变化比较缓和。这就需要考虑如何避免现存国际秩序发生重大断裂，以及在国际秩序演变中避免严重冲突。例如，如果出现中美两国经济和社会全面“脱钩”，或者国际秩序逐渐演化成“孤岛”或“环绕”模式，或者主要大国之间出现了严重对抗冲突，那么就意味着现存国际秩序出现了重大断裂。一旦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留给中国与世界调适的时间也会非常有限。无论未来国际制度演进的方向为何，中国都需要力争与世界主要国家一道继续在同一套国际制度中生存发展。这就需要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演变问题上寻求战略共识，在行动上有所克制，各自避免可能导致秩序出现断裂式演变的决策和行动。

　　其次，如何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寻求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如前所述，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寻求彻底的自由主义秩序，而中国更习惯于带有一定自由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秩序。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期望通过加强民族国家的作用来缓解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就大方向而言，实际上与中国的主张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如果处理得当，双方或许可能扩大共识，并找到双方在国际秩序中都可以接受的新的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特征的均衡点。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国可能会遭遇三种挑战。一是如果美国与西方国家如果决心打造更高水平、更小范围的“自由国际秩序”并将中国等国排除在外，国际秩序就将面临进一步破裂的可能。奥巴马政府打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拜登团队主张的“民主国家峰会”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二是当西方国家决心抛弃其自由主义议程时，国际秩序中有助于中国发展的自由主义色彩也会被抛弃，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技术转移等设下的诸多障碍就是例证。三是当西方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都越来越富有民族主义色彩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愈发强化，中国将面临西方国家的“正面竞争”（比如，未来的美国政府也要发展自己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并与中国竞争）。因此，未来中国可以在政府与市场的恰当关系上与西方国家寻求扩大共识。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在维持现有秩序的自由主义色彩方面有所行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让中国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紧密连接，从而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蕴含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与平衡。

　　最后，如何在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中体现超越性、普遍性和操作性。当前国际秩序由于通过一系列规则缓解了无政府状态、大国权力竞争等现实主义难题，并通过一系列自由主义成分扩大了国际合作，因而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伴随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未来中国必然将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与改革中拥有更大的权力。要想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观念被更多的国家接受，就必须在思想层面提出具有更大进步意义且能够操作的国际秩序思想。当前国际秩序中的自由主义色彩有所消退，但是如果新的国际秩序观只是让秩序回到现实主义，那么这种构想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将是严重不足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消解在全球都遭遇到强烈批评的重要原因。中国需要在规范性和操作性层面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做出设计，回答好什么是“好的国际秩序”，以及“好的国际秩序”的具体内容及建设路径问题。

　　中西方的“领导”中西方领导差异比较

　　《环球时报》今天的社评《中美不是价值观冲突，而是利益之争》触及了看起来比较敏感的价值观问题，辨析了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分野。我们也许可以由此看到价值观问题在中西界线之间的脱敏性尺度。

　　总的来看，这篇文章是不大承认中西价值观的真正差异，而承认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且指出美国突出意识形态差异有着自身的利益动机。这样，意识形态相对于价值观就有了更为负面的色彩。

　　文章写道：

　　一些西方领导人喜欢使用“价值观”这个概念，把他们与中国的摩擦定义成“价值观冲突”，强调他们极力构建的反华统一战线是“价值观同盟”。中国人要小心不落入这当中的话语陷阱，好像中国的价值体系真的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一样。北京反复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这与一些西方人所说的普世价值的含义是很接近的。只是普世价值这个词的使用伴随了西方的扩张主义，它不仅仅是个概念，更多让人想到的是政策。

　　共同价值这个词比较中性、客观。实际上中国价值体系与西方价值体系的差异被严重夸大了，民主、自由、法治、平等这些受到西方社会珍视的价值也都被总结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来，而且是中国社会的真实追求。法治建设在中国尤其受到政府的强烈推动，平等则是中国民间最有号召力的政治概念之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为中国舆论这些年提供的内在动力可谓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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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两段来看，《环球时报》似乎在前些年否定“普世价值”概念的立场上有所退却，即在阐发中国的“共同价值”的立场上接受“普世价值”——好像它们只是对同样东西的不同表述。但为了不显得否定自己过去的立场，所以加了一句：“只是普世价值这个词的使用伴随了西方的扩张主义，它不仅仅是个概念，更多让人想到的是政策。”——这样，对于“普世价值”的态度其实被置于一种含糊的状态。

　　接下来则转入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辨析：

　　 其实中西更多的差异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出现得远比价值观要晚，对它的定义也不尽一致，大体说来，它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上层建筑方式，除了价值观对它有影响，政治制度为它打上的烙印更重。

　　只要有不同社会、团体和人际交流，价值观就会发生接触。而意识形态产生作用通常会局限在国家权力的范围之内，一旦脱离了权力的支持，意识形态的张力就会大为减弱。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扩张往往都要借助强势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工具。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无疑是意识形态扩张的主要力量，相反的意识形态扩张很难实现。

　　与当前整个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比起来，中国无疑处于相对弱势状态。总结来看，中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差异被大大夸张了，随着中国人的民生形态越来越与西方接近，双方的价值观差异已不再可能是鸿沟级别的。从意识形态竞争角度看，中国仍取明显守势，或者说我们勉强解决了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攻击的问题，但我们远不具有对西方实施反攻击的能力，中国人甚至缺少这方面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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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段落中，“它（意识形态）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上层建筑方式，除了价值观对它有影响，政治制度为它打上的烙印更重”这句话在全文的逻辑逻辑线索中比较重要。既然前面的论述认为中西价值观的差异不大，那么由这一句看，意识形态的差异便主要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异了。

　　显然，《环球时报》不讳言中西政治制度差异。这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异比价值观差异更为具体、明显之外，还因为，政治制度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而价值观则体现在更广泛的领域，覆盖更多层面的人。缩小或淡化价值观差异有益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西方争取认同。而承认政治制度差异，除了没法不承认之外，主要还是坚持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立场。

　　但作者没有在政治制度问题上深入探讨，更没有触及价值观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接着就转入揭示美国意识形态进攻的利益动机：

　　在我们看来，中美之间主要是利益之争，美国发动意识形态进攻的真实意图也是要维护它的霸权地位。两种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它们无法在地球上并存，这种美国式主张是很荒唐的。拿到中欧之间去看，就很清楚了。中欧虽有摩擦，但合作更加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面。

　　这一段以中欧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对比，体现了这篇文章淡化价值观差异而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策略：争取欧洲，而孤立美国。因为中欧之间是存在价值观差异的。因此淡化价值观差异就是淡化中欧差异。

　　文章从第二段“一些西方领导人喜欢使用‘价值观’这个概念”进入分析，到结尾两段却收束于对美国的批评，也印证了上述策略，即：并不正面批评“西方领导人”，并不与强调价值观差异的西方领导人为敌。而是在价值观上强调相同的方面，而不是相异的方面。在这里体现的对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态度。

　　今年5月，针对日本首相说“病毒是从中国扩散到世界的,这是事实”，《环球时报》社评《日本非澳大利亚，相对中立是理性选择》，其实也是贯彻了这种策略。

　　其文谈到一个策略：

　　中美博弈会导致一些国家摇摆，中国既要有容量，又要讲原则，争取团结大多数国家，同时要让这种团结的过程不损害中国的重大利益。当我们不得不与美开展长期博弈时，这样的平衡有着重要意义。

　　显然，这种策略也体现在今天的社评中

　　回到今天的社评——最后一段提出中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策略：

　　  华盛顿不断激化中美意识形态冲突，并将之歪曲成中西价值观对立，中国方面不能上它的套。我们要不断弘扬人类共同价值，冷静处理中美和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摩擦，不主动升级它，同时要实事求是定义它的影响。要让中美的利益之争从所谓“价值观冲突”中彰显出来，还其本来面貌，然后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之下对其实施管控。

　　这篇文章通过辨析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分野这个枢纽环节，实际上缩小或淡化了中西差异。这是成功的策略。它部分也接近事实。同时通过承认和突出意识形态差异，尤其是指出美国意识形态进攻背后的利益动机（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打压中国企业怎么说也是利益的，这恰好与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进攻同时。不能不疑心两者的关联。），使得“意识形态”这个本来就有负面色彩的概念更加负面化，由此更拉开了它与价值观的距离。

　　但是，如果留心的话，文章的逻辑线索中有一重关系其实是被“低调陈述”（轻描淡写）的：即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即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把它们说成是不相关的两个东西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以及，价值观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社评之所以在这一重关系上“低调陈述”，因为中西政治制度的差异是无可否认的。正面触及价值观因素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无异于正面触及中西价值观的差异。这不符合本文淡化价值观差异的论证策略。

　　淡化，是一种表达策略。它有时也是一种国际关系策略。

　　而一篇社评不是学术论文，与后者相比，它有着较为功利化的论证动机，也不可能全面充分地论证。

　　本文只是基于自己分析习惯整理的阅读笔记。这种习惯无非是为了保持在语言文字中看清意图、逻辑和策略。我没有什么政治和利益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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